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全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他们不仅是革命的宣传者，而且是革命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纲领的提出者，在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辛亥革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推动重庆以致四川的革命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而留学东瀛和欧美，创办发行宣传刊物，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策划组建革命团体，聚集革命人士；发起保路运动，点燃革命导火线；促成建立蜀军政府，宣布重庆独立等等，为埋葬满清王朝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重庆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各个阶级都曾努力探索过中国的出路，但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到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清政府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统治阶层中的部分上层人物如张之洞等认识到培养“新政”人才的重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办新式学堂和出洋留学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空前扩大，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重庆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是1892年由川东道黎庶昌创办的“川东洋务学堂”，到1911年，重庆共有丰盛（1901年）、正蒙公塾等小学二十四所，重庆府中学堂（1904年）等中学四所，还有就是一些专门学校，如实验工学团（1904年）、女工讲习所、科学预备学堂（1905年）、巴县师范传习所、川东师范学校（1906年）、实业学堂、公立法政专门学堂、私立树坤女学校（1906年）、体育学校等各类学校四十五所[1]。这些新式学堂除了教授传统的中国经学外，还大量教授西方的政治、历史、自然科学，成为了传播西学的重要的场所。据统计，1907年，四川省共有各类学校7775所，学生人数高达242000多人，居于全国首位[2]。这些新式学堂培养了大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第一代留学生容闳、黄威、颜永京等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将目光投向西方，拉开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序幕。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泱泱中华帝国被小小日本击败，这一结局就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令人深思。当时的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人们不断的反思，为什么同样是向西方学习，昔日小国日本如今为什么变得如此强大？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师夷”的成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也增强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信心。中华民族危机极为严重，拯救中华成为一个突出的和急迫的头等大事，也成为了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力。同时也由于文化、地理等因素，当时大多数国人将目光投向日本就成为了很自然的事情。对此，张之洞说得很明白：“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观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3]另外，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瓜分危机的强烈刺激，为了搞“新政”，自甲午中日战争后，被迫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并鼓励青年学子自费出国留学。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的部分仁人志士放下了“天朝大国”的尊严，东渡日本学习，掀起了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的热潮。

　　1901年，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重庆籍的就有陈崇功、胡景伊、龚秉权等，著名的重庆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得到同学杨庶堪（沧白）、朱必谦等人的支持下，也在这一年自费留学日本[4]。1905年到1906年间，全国留日学生达到8000余人，当时四川成为派遣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重庆籍的就有童宪章、李肇甫、淡春谷、刘可经、许行怿、曾果能、冉献琛、曾福慧等。此外，还有部分重庆籍学生留学欧美，远赴英、德、法、奥、俄等国，但数量比留日学生要少得多。这些重庆籍的留学生在留学期间，不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且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宣传，将民主共和作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主要手段。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干，回国后，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们跟随孙中山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可见，重庆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主要途径是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清政府举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初衷是维护封建统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除了极少数效忠于清王朝外，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清王朝的革命者，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新思想，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等方面不仅是先驱者，而且还是推翻清王朝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活动

　　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

　　1、邹容和他的《革命军》。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写下革命篇章的重庆人。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巴南区渔洞）人。6岁入私塾，12岁学《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及名家传记。其父要他科举高中，他却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心向维新变革的新思潮，常“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他随兄应巴县童子试，题旨皆《四书》、《五经》，他遂罢考而去，遭父笞责而志不改。当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遇难的消息，他悲愤不已，作诗曰：“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表达了他的惋惜与变革志向。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仍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救国救民，常侃侃议论政事，以致被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