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国家祭祀典礼(2)
辛亥革命网 2012-03-29 00:00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俊领 查看：
明陵祭礼 告慰汉族皇统
“统一大典”的重要内容之二为明孝陵祭祀典礼。1912年2月1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祭祀明孝陵。上午11时，孙中山等乘坐马车抵达明孝陵，随行军士数万人。通往明孝陵享殿的甬道两侧排列着陆海军仪仗队和军乐队，享殿门前交叉悬挂着国旗和军旗，台基上站满了胸前佩戴白花的军政人员，各国领事到场观礼。
这次国家行为的明陵祭祀之仪式及内容均完全不同于清代，其礼节为：“（一）奏军乐；（二）总统率军民人等恭谒明太祖陵祝告光复成功民国统一；（三）宣读谒陵文……”接着，陆海军大炮齐鸣17响，孙中山等人向明陵献花、奉醴，并行三鞠躬礼。其祝告文（即《祭明太祖文》）云：“清朝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
孙中山在这篇祝告文中表达了革命党人终于推翻清廷并重续汉族政权的激动心情，以此告慰明太祖，还表示了自己“奉身引退”而无遗憾的意思。此外，这次明孝陵祭祀典礼还宣读了《谒明太祖陵文》，其文云：“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无猜。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在这篇祭文中，革命党人表达了对明太祖之神明保佑汉族政权重继的感激之情。革命党人在这两篇祭文中表达了汉族终于不再受满族统治的政治情感，这与中华民国的民主政体并不矛盾。更何况孙中山在祭文中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公仆”，不是改朝换代的大汉天子。在这个意义上，明陵祭祀典礼成为民国时期政治的纪念碑。
在明孝陵祭祀典礼结束后回城的路上，孙中山看到不少路两侧的田苗被人马践踏，便令内务部照数赔偿农民。内务部在第二天就发出通告：凡为谒陵时被车马及军队一路践损之田苗，准由地主到本部呈报，核明实情，照数赔偿。较之晚清皇家谒陵而扰乱当地官民的劣行，这着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政治文明的新气象。
忠烈祀典 告慰革命牺牲者
南京临时政府在举行“国家统一”大典之余，庄严祭祀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正所谓“赏贤议功，为建邦之大典；彰善瘅恶，乃心理所同然”。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将清代各省的昭忠、贤良等祠改建为大汉忠烈祠，奉祀民国英烈。是年2月，陆军部呈请将清代的昭忠与各专祠分别改建为大汉忠烈祠，并建议：“由本部派专员致奠，以后即由各执政春秋致奠，并于每岁八月十九即武汉起义纪念日、新历二月二十五日即民国统一纪念日，恭行祀典，永为定制。”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后，陆军部很快通电各省都督将前清忠义各祠分别改建为大汉忠烈祠，所定祀典，“永以为例”。3月，经大总统批准，杨卓林、王家驹、邹容、谢奉琦、喻培伦、彭家珍、刘道一等民主革命烈士入祀各地大汉忠烈祠。
大汉忠烈祠原本只奉祀为民国建立而死难的先烈。在大汉族主义遗绪的影响下，晚清认定的忠臣烈士一概罢祀，即使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大员也不免被列入汉奸之流，奉祀自是无从谈起。惟一例外的是，晚清将领孙开化仍得民国“血食”。孙氏曾在中法之战的台湾战役中立有战功，死后入祀福建地方昭忠祠，并准在闽建造专祠奉祀。其子孙道仁在民国成立后出任福建省都督。孙都督在接到陆军部通令改地方忠义等祠为大汉忠烈祠后，上书大总统孙中山，请求取消其父专祠和福建省昭忠祠，并将专祠后住宅一并归公。孙中山对孙都督的深明大义十分赞赏，特批孙开化仍得奉祀于忠烈祠。
南京临时政府除将死难烈士入祀忠烈祠外，另为特别烈士建造奉祀专祠。如1912年3月，大总统孙中山追赠辛亥革命先烈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令建彭大将军专祠。同月20日，令陆军部批准为杨卓林、郑子瑜二烈士在南京太平门外建造专祠，并将吴樾、熊成基、陈天华附祀。
南京临时政府的忠烈祭仪规制与晚清的相应礼制完全不同，洋溢着革命的朝气。新制祭礼一改晚清时期的繁文缛节，以香花、清酒为祭品而废少牢，以鞠躬为祭礼，废除了二跪六拜礼。其祭文的变化，尤能体现近代忠烈祭祀的政治理念的变革。1912年3月17日，大总统孙中山祭祀武昌起义死难烈士祭文云：“人生有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漠漠沙场，烈骨所暴，崭崭新国，烈士所造，千祀万禩，俎豆馨香，魄归蒿乡，魂在帝旁。”可以看到，清廷祭文昭示臣子为一姓之江山牺牲的“丹心”、“正气”、“果敢”与“忠诚”；孙中山祭文彰显的则是武昌起义烈士为建造民主国家而捐躯的光荣与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