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创建(2)

　　由于武汉黎元洪集团一直以革命中心地自居，故其在关于中央政府所在地之角逐中，于条件上先占优势。正因如此，所以先期抵沪的闽、鲁、湘、鄂、苏、浙、皖、直、豫、桂、川等省之23名代表于11月29日至12月3日陆续到达武汉。他们在临时议长谭人凤主持下，先后召开过几次讨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问题的会议，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其他几项重要的决议。不过，各省代表会议在汉举行的时间仅有一个星期。12月2日，徐绍桢（原新军统制）领导的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使东南半壁河山局面一新，并进而促成了革命中心东移。驻鄂之各省代表会议在获悉这一喜讯后，迅即决定临时中央政府设南京，各省代表会议移宁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2月7日，所有在武汉的各省代表同船前往南京集议，从而使宁沪变成了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地。

　　紧接着，湖北与江浙双方又围绕着将来民国中央政府总统归属之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争斗。本来在武昌起义胜利前后，革命党人几乎都认为未来共和民国政府的大总统非孙中山莫属。如率湖北新军工程八营发动起义的共进会骨干熊秉坤曾说：“孙先生乃革命党创始者，党人遍布全国，虽间有名目殊异，而尊崇孙先生则一也；将来革命成功，举孙先生为领袖自无疑义也。” 事情也正是这样的：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胜利之后，即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名义，在当时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上发布文告， 号召各省迅起响应武汉义举；武汉地区在此间披露出来的“革命军入会志愿书”里，也称孙中山为“军政府大总统”。对此，国外传媒也曾有提及。如当时的美国舆论称：“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必推翻目下之满洲政府以组成共和国，彼将有为将来共和国总统之希望”；欧洲的电讯则说：“中国国民视孙中山为中国华盛顿，彼一到中国，必被举为总统。” 这国内外不约而同的呼声，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政府之大总统，是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于此可见其具有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与巨大吸引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前所述，孙先生当时尚在海外从事外交活动，致使众望一时无法变成现实。这就使临时大总统之归属问题复杂化，并给了袁世凯从中渔利的可乘之机。就在抵鄂之各省代表会议正式集议的前一天——11月29日，黎元洪等因汉口、汉阳相继失守，已答应了袁世凯代表朱芾煌提出的议和条件——若袁世凯实行南北联合、推倒满清政府，则举袁为大总统。这一私下的秘密许诺，在12月1日得到了汉口各省代表会议的追认首肯。为尽早成立革命的中央政权，留沪的部分各省代表在12月4日，曾与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一起开会，推举同盟会领导人黄兴为暂定大元帅，负责成立并主持临时中央政府，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仍兼鄂军政府都督。这次选举无疑是反映了江浙沪方面、尤其是陈其美等的意愿由同盟会党人来执掌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权，而不让大权落入黎元洪等辈手中。对于上海各省代表会议的选举结果，黎元洪、章太炎（同盟会员）及浙军司令朱瑞等将领，或通电要求“取消”之，或口头极力表示反对。面对此种压力，黄兴一方面提出：关于组织临时政府事非己所能胜任，行将回国的孙先生可当此任；另一方面他又谦辞大元帅职并主张选黎元洪为大元帅，表示本人则愿率军专注北伐。在此情势下，各省代表会议遂在17日的南京会议上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仍驻武汉，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负责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21日，黎元洪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托副帅代行职权组建中央政府。黄兴当时曾有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打算，当他得知孙中山即将抵沪后又决定延缓赴宁。就这样，筹组中央临时政府之事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仍无结果。显然，临时政府迟迟不能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一直远在海外，国内缺乏一个为独立各省众望所归，及对各政治派别皆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核心人物。

　　◆孙中山归国与南京临时政府很快成立◆

　　就在临时中央政府临盆难产之时，孙中山于12月25日由海外经香港返抵上海。他当时不仅清醒地认识到尽快组建中央政府的重要性，指出“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 而且其还对自己能很快组建临时政府一事充满使命感和必胜信心，曾对胡汉民说：今日速组中央政府“则可先成一圆满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速行。”事态之发展正是如此。孙中山凭着自己很难有人能与之抗衡的革命资历、胆识和威望，使酝酿已久的民国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在短短的几天内就顺利地组建起来了。

　　孙中山此次归国组建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甫抵沪上就陆续收到了来自各都督、党派、社团，及海内外民众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他的电报；这显示出了其有极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同盟会员黄兴、孙毓筠（皖督）、许崇智（闽军师长）等分别致电孙先生，内有“倾闻台旌莅沪，大局必可挽回，已派代表赴沪欢迎”等语；附和革命的立宪派人士谭延闿（湘督），及反正之军人、官僚陆荣廷和王芝祥（桂正副都督）、徐绍桢（江浙联军总司令）等，也分别致电孙谓：“我公雄略盖世，为华盛顿替人，祖国明灯，非公莫属”，“海内同望旌麾，匪朝夕矣”；浙江省议会、江西军政府及全省军、商、绅、学各界，在致孙的公电中称：“公归国，浙人欢跃”，“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美洲的全体同盟会党人，及国内由汤化龙、刘崇佑、林长民等立宪人士组建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又称共和建设会），则曾分别致电各省代表会议谓：“孙先生才、德、望中外相孚，请举为总统”，由他“组织临时政府……以救国民，兆众一志，全体欢迎。”孙中山还连日接待了沪宁等地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因“投刺相访者甚众”，“故常自晨至暮无休息”。由此可知，在“国基未强，国本不固”之当时，“全国皆属望先生”，党人和国民都将引导革命渡过危机、走向最后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山先生身上。他组建中华民国政府之条件和时机已完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