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的以法建政和依法行政(4)
辛亥革命网 2012-05-2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袁刚 查看：
北京临时政府的设置开始也处处以法律为准绳，各机关也都延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法规。国会立法机关是共和国的根本，在南京时是由各省代表临时组成，现在国家统一，即应由临时改为正式，以便为新国家各项设施立法并进行监督，包括将《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将临时大总统选举为正式大总统等。《临时约法》第53条，明文规定限10个月内召集国会，各方都不得有违。5月6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列为第一议案，正式国会拟采两院制，由民选产生。经全院多次讨论审议，7月9日一致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大纲》。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义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经8月2日、3日“三读”议决多数通过，10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
依照选举法，从1912年9月到次年3月的半年时间，在全国各省区进行了大规模严肃认真的议会选举，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开幕，中国第一届正式代议制国会通过民选得以产生。然而，就在此关键时刻，3月20日国民党党魁宋教仁惨遭暗杀，随后孙中山发动了倒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最后推倒《临时约法》和国会，使民初立宪进程嘎然而止。袁世凯废弃国会和临时宪法，也就废弃了民国初年的民主与法治，以北洋武力实行赤裸裸的专制。
废弃法制不仅使民国政治陷入无序动乱，而且使政府陷于腐败。南京临时政府自总统到部员都“无薪资”，或仅发30元“军用卷”作生活津贴。政府北迁后，袁世凯授意法制局对原《各部官制通则》提出修正，把各部除科员以外的官员任免都抓到自己手中。袁世凯为拉拢公务人员，给他们高薪资，如鲁迅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月薪250大洋，一年收入3000块大洋，作为高级公务员的鲁迅，其年薪竟相当于当时375个长工一年的收入，即一天的薪饷超过打工崽一年的血汗钱。而与鲁迅同时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的，一次就有32名之多。鲁迅在教育部是做了不少工作，知友许寿裳说他与蔡元培“提倡美育”，并筹办北京图书馆，但其他佥事都干了些什么，只有天晓得。
鲁迅年薪3千大洋尚不算最多，参众两院的议员给自己议定的年薪是5千大洋。据当时着名记者黄远庸记：“已有十数议员，到京未及两月，已汇寄数千元回家者”。议员们瞬间成了出手阔绰的富豪，原本北京马车不多，这时议员十之八九自备马车。议员请客多上高档饭店，老旧北京酒席请客本不过10元，此时一席却多在20大洋以上。由于有钱，官僚议员纳妾嫖娼渐成普遍，连鲁迅日记也常记“招妓发泄”。当然鲁迅更多是逛书店和琉璃厂，但更多的官员政客渐行腐化，北京八大胡同一时热闹非凡，征逐歌舞，灯红酒绿，上海名花亦多赶来。当时的记者梁漱溟描述北京政坛：“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杜亚泉更斥议员政客“惟一己权利之是徇”。
辛亥革命开创了民主与法治，但来去勿勿，淮橘为枳，以法建政和依法行政的局面仅维持了两三年。北洋政府在1913年还能承续南京临时政府时的民主法制，这是民主惯性力量在推动，但袁世凯对受约法、国会、内阁制约很不高兴，憋了一肚子气。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后，1914年5月干脆撤销国务院，取消内阁制，于总统府内设政事堂，相当于前清军机处，实行独裁统治。由于无须行政法规和程序的制约，袁世凯随意改组政府，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徐则公然倡导复古，恢复旧官名，5月23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禁止互称“先生”，复又称呼“大人”、“老爷”，前清官场中的旧排场等也都死灰复燃。7月28日袁世凯公布官秩令，“官”和“职”分开，官分九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尽是一些王朝时代的旧垃圾，最后竟倒行逆施粉墨登场称皇帝，而不旋踵败亡，但却把民国政治搅成了一坛乱粥。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就是要告别专制建立民主与法治，这在民国建立之初几乎是全国共识。所以起初两年民元民二法治大行，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临时政府的设立，都是先立法制，依法建政，依法行政，违法者就没有正当性。法制首先是要给掌权者带上镣铐，宪政更是要将政府关进笼子，掌政者表面上都表示驯服，但内心很不舒服，南北都一样，在暗中使力争夺权位。经过短暂的政治博弈，约法、国会、法治这一整套民主体制就被推倒，各方重又诉诸武力争权夺位。袁世凯以暴力诈术恢复传统人治，在没有法制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政府由专制而迅即腐败。百年后我们回往反思民初这段建政历史，深切体会到民主法治不能依赖政治强人来推行，不能仅依赖于道德自觉，必须以制度来制约，需要有社会共识由社会不同群体的制衡力量来维系。如何驯服政府驯服掌权者，既是辛亥革命成败关键之所在，也是现今改革进程中我辈需要着力探讨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刊于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