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8)

　　(51)关于人员的学历情况参见《司法实记》第1册，“上海地方审判厅职员表”；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23、2361、2706页。

　　(52)参见孙慧敏：《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法制史研究》2001年第2期；陈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10—123、168—174、315—317页。

　　(53)参见《巢堃大律师宣言书》，《新闻报》1912年1月24日，第2张“广告”；《秦肇煌大律师广告》，《新闻报》1912年3月17日，第3张“广告”；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403、812、1437—1438页；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46、361、367、370页。

　　(54)《巢堃大律师宣言书》，《新闻报》1912年1月24日，第2张“广告”。

　　(55)参见《命案定断》，《申报》1912年4月4日，第7版；《命案判决》，《新闻报》1912年4月4日，第3张第2版。

　　(56)参见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孙慧敏：《从东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学教育与中国律师的养成》，《法制史研究》2002年第3期。北方的法政学堂也不断涌现，如北洋法政学堂、共和法政讲习所夜班等(参见《大公报》1912年4月15日，第1张“广告”；1912年4月17日，第1张“广告”)。

　　(57)参见Xiaoqun Xu，Trial of Modernity: Judi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01-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28.

　　(58)《关于司法问题之简示》，《申报》1912年1月9日，第2张第2版；《新司法之韵示》，《新闻报》1912年1月9日，第3张第1版。

　　(59)如“所请不准，并斥！”(《司法实记》第2册，“地方厅民事批词”，第4页)

　　(60)如《司法实记》第6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8页；《司法实记》第7册，“地方厅民事批词”，第11页。

　　(61)参见姜源：《从〈司法实记〉看清末民初民事司法审判的法律渊源及对现代司法审判的启示》，复旦大学曦源项目论文，2010年，第12页。该统计严格以“法律”和“情理”等字样为标准。

　　(62)在这些判决中，法官们往往强调“两造均已允洽，少之(诉讼关系人——引者注)与亲族会亦皆乐从”(《司法实记》第8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11页)；“两造均各遵服”(《司法实记》第8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22页)；“原告亦已应允”(《司法实记》第8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2、4、6页)；“两造及公证人均已妥洽”(《法曹杂志》第11期，“裁判录下”，第12页)。

　　(63)如“仍取结状存查”、“具甘结存案”(《司法实记》第5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41页；《司法实记》第7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21页)。这种结状在当时上海地方审判厅有专门的状式，用于民、刑事案件的甘结，并收取费用(参见《司法实记》第1册，“示谕”，第9页)；其费用与其他状式费用相同，为当十铜元20枚。作为一种“关系他人权利义务之文书”，其具有法律效力，还受到刑法保护。4月，地方审判厅民庭审理一件财产纠纷案，“谕令王关金、王月田各具不准至王沈氏家吵闹甘结”。王关金损毁结状，被移送检察厅。经公诉和审理，依《刑律》相关罪名，但鉴于被告人“委系乡愚，并愿认罚”，从轻判处罚金40元(参见《司法实记》第4册，“地方厅刑事判词”，第14页)。

　　(64)初级厅民事判词中常提到，“均(亦)愿遵断”(《司法实记》第7册，第10、14页)，“两造各无异词”(《司法实记》第7册，第23页)，“两造允洽”(《司法实记》第8册，第27页)，“彼此合意”(《司法实记》第8册，第41页)，“得双方之同意”(《司法实记》第7册，第28页)。

　　(65)如地方审判厅民事93、94、96号案件(《司法实记》第7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24、27页)；初级厅93、96、108、109、110、111号案件(《司法实记》第7册，“初级厅民事判词”，第20、24页；《司法实记》第8册，“初级厅民事判词”，第19页)。

　　(66)《司法实记》第1册，“地方厅民庭判词”，第2页。

　　(67)例如，“又经本厅再三晓谕，戚芝山始允减让了案”(《司法实记》第4册，“初级厅民事判词”，第4页)；“再三晓谕，始各俯首无词，情愿了案”(《司法实记》第4册，第9—10页)；“故本厅酌判赔偿，以了此案，免得久累，亦是体恤尔等之意，宜各息讼为是”(《斟酌定断》，《申报》1912年10月7日，第7版“琐闻”)。

　　(68)《司法实记》第2册，“地方厅民事批词”，第4页。

　　(69)《司法实记》第3册，“初级厅民事批词”，第2页。

　　(70)《司法实记》第4册，“初级厅民事批词”，第2页。类似处理，参见《司法实记》第4册，“地方厅民事批词”，第3页；《法曹杂志》第12期，“裁判录上”，第29页。

　　(71)《司法实记》第6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45—46页。

　　(72)《司法实记》第8册，“初级厅民事判词”，第38—39页。

　　(73)《司法实记》第3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28页。

　　(74)《司法实记》第8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35页。

　　(75)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1页。

　　(76)《司法实记》第6册，“地方厅刑事判词”，第5—6页。

　　(77)《司法实记》第6册，“地方厅刑事判词”，第6页。

　　(78)参见《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13条：“不知法令不得为非故意，但因其情节，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第311条：“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

　　(79)《司法实记》第8册，“地方厅刑事判词”，第16页。

　　(80)根据当时的律师收费规则，到庭辩护、办理案件者，每次收费10元；缮具诉状，每纸最多5元；商讨案情，每小时不超过3元，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买卖契约律师证明，千元以下不超过5%，千元以上不超过3%；其他契约证明，不超过20元。参见《司法实记》第1册，“公牍”，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