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言与“法宝”——辛亥留下了什么
辛亥革命网 2013-07-14 00:00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作者：杨天石 查看：
孙中山在革命的起始阶段，曾将当时中国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里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3000头牛，30年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得快，代价小，自然难以一下子清除奥吉亚斯“牛圈”中的全部“粪秽”。
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变革，这是了不起的事件。但是，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前后不过80多天，3个月不到。（如果从兴中会成立算起，也不过17年。）当年，改良派吓唬说，中国革命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动乱百年，“伏尸百万”。当时在清廷内阁承宣厅办事的许宝蘅根据历代江山鼎革的经验估计，中国人口将大为减少。他说：“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孙中山本人也曾估计，革命大约要30年才能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出奇地迅速，而且，代价也很小，并没有出现大量死人、血流成河的恐怖场面。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孙中山三赴纽约》，《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
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全国，而且突出表现在武昌起义后的各省。总观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全过程，除了清兵南下，革命党人展开汉阳保卫战，以及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打得较为激烈之外，没有发生旷日持久、胶着难分、牺牲惨重的战斗和战役。
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腐烂透顶，培养了大批掘墓人
满洲贵族入主华夏大地，靠血腥的杀戮和严酷的压制建立统治秩序，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康、乾两代，虽然出现过一时的兴隆，但汉族群众的反抗潜流一直绵延未息。康、乾以后，清廷虽然还维持着强大帝国的架势，但正如《红楼梦》所云，“内囊却也尽上来了”。道光以后，腐朽日甚，加之列强入侵，满洲贵族唯知割地赔款以求苟延，其统治就更无正当性与合理性可言。1898年，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掀起维新运动，这本来是一个挽回人心的好机会，但是，维新运动不旋踵间即遭镇压，这充分表现出满洲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浇灭了人们心中的改革希望。鸦片战争前夕的思想家龚自珍说过：“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清廷既然拒绝体制内温和的“自改革”，以强力为特征的革命运动——体制外的“劲改革”必然顺势而起，日益发展、壮大。清政府已如风区危楼，稍加外力，就会散架垮塌。
应该承认，清廷实行新政虽然旨在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但其中有两项举措的结果违反其本意，培养了大批清朝统治的掘墓人：一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具有和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知识结构，自然地倾向或易于倾向民主、共和的新制度；另一举措是训练新军，培养出二三十万掌握新式武器的士兵，他们受过新式学堂教育，和传统的旧军不同，易于接受新思想。革命党人利用这一条件，在新军中做了长期、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借矛夺盾，使这支军队逐渐变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推翻满洲贵族统治的主要是这两种社会力量。
争取列强中立，减少阻力
当时，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推翻以满洲贵族集团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崭新的民主主义的共和政体。但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还有另一个敌人，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侵略中国的列强。
人们不可能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击两个人。假如革命党人在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的同时，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势必两败俱伤，各无所成。因此，革命党人决定争取列强中立，以便集中力量，先行打击并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和英国人柯林斯合作发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时，就向世界宣布：“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这可看作是孙中山最早的对外宣言。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创办《民报》，将“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列为“六大主义”之一。这可看作革命党人正式的对外政策宣示。当然，革命党人明白，要求列强“臂助”中国革命几乎不可能，因此退而求其次，要求列强保持中立。胡汉民分析美国独立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前例，认为只要革命党人的行动遵守国际法就有此可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制定《革命方略》，其《对外宣言》声称：中华革命军“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平和，增进人类之福祉”，《宣言》共七条：
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域内人民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