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言与“法宝”——辛亥留下了什么(2)

　　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

　　以上七条，前四条承认列强的既得权益，后三条防止革命发动之后，列强支持清政府。这七条方针后来虽有过某些改动，但始终是革命党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迅速发布《刑赏令》，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护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依照同盟会《对外宣言》的基本精神照会驻武昌各国领事，保证清政府此前与各国所订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继续承担，同时宣布保护在华外人财产。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这些措施和政策，迅速发挥了使列强安心的作用。

　　在华外国使节和各国政府密切注视武昌动态。10月11日、12日，美国驻华代办卫理连续报告美国政府，“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13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塔夫脱总统报告说，这是“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提出五点政策建议，其中第三条为：“在中国各派之争中保持中立”，第四条为“反对各国单方面进行军事干涉”。

　　1911年10月，孙中山接见法国记者，声称此次革命专对满清，其思想、理论均来自西方文明，“无论立宪主义、自由主义，皆借取于英、法、义、美诸国”，不会发生外交上的“意外冲突”。（《驻美使馆书记生周本培报孙中山与法记者谈话记录》，《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此后，他陆续访问美、英、法各国政界人士，争取理解和同情。11月16日，孙中山致电上海《民立报》，声称“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

　　革命道路不会是笔直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以越坚决、越强硬为好。为了达到革命的总目标、长远目标，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可以有某种妥协、让步，提出某些权宜性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之所以革命，重要目的在于救亡，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列强做了某些让步，但推翻清廷，时移事迁之后，他们就逐渐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至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说明，他们当初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减少阻力，而不是革命派的软弱性的必然的本质流露。

　　1906年，革命派与改良派辩论时，梁启超曾经提出，民气如火，一旦进行，各地难免会发生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列强就会出兵干涉，实行瓜分。一旦打起来，列强船坚炮利，中国人不可能和洋人相抗，其结果必然是四万万人被杀尽，至少也将沦为牛马。革命派则认为：当时的列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互相牵制而莫敢先发”。如果革命仅限于国内问题，排满而不排外，或者，是一种“正当的排外”，“善守国际法”，列强将会保持局外中立。辛亥革命的事实证明，革命派的估计和分析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不会也没有想到，列强在武力干涉之外，还会采取其他的干涉形式。

　　百年前的“统一战线”法宝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哀悼死友，憎恶慈禧，又系情于被软禁的光绪，曾企图走上武装抗争道路：一是向外国借兵，一是在国内组织力量，发动起义，使光绪复辟，重回政治中枢。他最初寄望于两广地区的士绅和会党，后来则寄望于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唐才常。从上书、请愿发展为武装起义，康有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走近了一大步。但康有为感念光绪知遇之恩，始终不愿和革命党人合作。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康有为觉得武装起义的方式牺牲太大，“自是不敢言兵”，一心一意经营保皇会。

　　梁启超思想较康有为活跃，变迁也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思想出现向民主共和发展的新趋向。曾联络部分同人与革命党人合作，从而赢得孙中山的好感。1900年，梁启超访问檀香山和美洲，孙中山热情地为他写信介绍。但梁启超求稳怕乱，对光绪余情难断，又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和控制，终于难以走上革命道路。他力图调和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保皇”的矛盾。1902年，他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设想在中国建立“大中华民主国”，以光绪皇帝为第一任总统，然后逐渐从汉族中选举第二任总统。他把这种方式称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认为这种方式易于实行，事半功倍。到檀香山后，当地兴中会会员受到影响，纷纷改换门庭，加入保皇会。继至美洲，保皇会也大为发展。檀香山和美洲都是孙中山的根据地，兴中会会员大批“变节”使孙中山大为恼火，立即撰文，大批“保皇”理论，力图消毒。

　　1900年，国内立宪运动兴起，海内外的改良派合流，逐渐掀起国会请愿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逐渐形成以制定宪法、召开国会为主要诉求的立宪派。清政府一面镇压，一面顺应时势，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这样，国内的政治运动取得了部分合法性，立宪派士绅也取得了发表意见，参政、议政的平台。在这一情况下，部分革命党人遂与立宪派合作，表达政治诉求，藉咨议局掩护自身的活动。

　　权力从来是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1905年以后，清政府虽然下诏预备立宪，开始实行部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满洲贵族不想真正让出权力。1911年，清政府宣布成立皇族内阁，将权力更多、更紧地控制在皇族手里，同时加紧镇压国会请愿运动。这些举措激怒了立宪派，增强了部分开明官绅的离心倾向。他们中的部分人由于对清政府的绝望而同情甚至支持革命。这就为革命党与立宪派以及部分开明官绅的合作创造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