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言与“法宝”——辛亥留下了什么(3)
辛亥革命网 2013-07-14 00:00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作者：杨天石 查看：
革命党是革命的倡导者，立宪派是地方开明士绅的代表。二者结合，就构成了足以左右形势的力量。武昌起义，由作为革命党人代表的士兵发动，由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汤化龙支持和襄助。嗣后，各省相继独立，在这一过程中，立宪派分子如湖南谭延闿，开明的地方官吏如江苏程德全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四川独立后，成都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自同盟会会员、原陆军小学堂监督尹昌衡被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立宪派的罗纶被推为副都督后，成都局势便趋于稳定。
1912年1月，广东曾发生部分同盟会人仇杀“保皇党”事，章炳麟致函孙中山，要求给予当年的保皇党以自新机会。孙中山立即致电陈炯明及各省都督，声称“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显然，在革命高潮中，或在大局底定之后，对旧时的敌对者持“咸与维新”，既往不咎的政策有助于使“海隅苍生，咸得安堵”。（《孙中山全集》第2卷）
统一战线就这样形成了。
如何避免大规模的流血牺牲
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卓有成绩。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于窘迫无奈之际，再度起用袁世凯，赋以大权。1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一时间，袁世凯成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他一面调派自己掌握的北洋新军三万多人南下进攻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到武昌谈判，进行收抚。
武昌的革命派认识到袁世凯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一开始就想利用这一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正。11月9日，黄兴致函袁，建议他以华盛顿、拿破仑之资格，出面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表示，只要袁做到了，全国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11日，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昌谈判，宋教仁建议袁“转戈北征”，声称“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胡汉民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孙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胡汉民为孙中山的远见所折服。
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目的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倘使和平手段可达目的，自无使用战争手段之必要。
1911年10月20日，孙中山远在纽约，听说广东革命党人准备进攻广州，为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就曾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命他“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孙中山在这里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值得人们尊重、记取。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除人民痛苦，为人民造福，自然，在可能条件下，要尽量减少革命或战争给予人民的苦难。1912年1月4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重申上述原则，电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当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议和，迫使清朝皇帝退位，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极大地降低了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使中国的政体平稳转型，自然有其积极意义。
清朝皇帝退位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这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为中国历史所建立的伟大功绩，也是孙中山为中国历史建立的伟大功绩，值得永远纪念。但是，孙中山说得很清楚，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段落”不是文章——他只是为“振兴中华”这篇大文章开了个头，写好了第一段。
孙中山在他革命的起始阶段，曾将当时中国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里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3000头牛，30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得快，代价小，自然难以一下子清除奥吉亚斯“牛圈”中的全部“粪秽”，中国的面貌也难以一下子焕然大变。所以，中山先生80多年前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今日仍有重读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