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是辛亥革命的引路人(3)

　　改革说到底就是社会变革。当这种社会变革由上层统治者发起，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状态下进行变革时，称之为改革；而当这种变革成为下层民众的需求，由民众来推动时，便演变为革命了。改革与革命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由谁来发起与推动。

　　二、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庚子之后，张之洞曾经说过：“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引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下册P565）。“残局”一词写照了民族危机压迫下的困厄，而与之相对的“变西法”一语则意在籍社会改革作图存之计。但为“救残局”而“变西法”，则融旧铸新之际牵动的都是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催发于民族矛盾的十年新政，反过来又成了促生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过程。这种矛盾，使“救时”的新政不能不异化为民间的怨苦，并常常激生为以下反上的民变。

　　张之洞那一代由洋务而入新政的人们从国家观念演绎出来的变法，在下层贪官污吏的手里被变成了层层剥削的题目。这种蜕变说明，被求富致强简化了的国家观念，其实是一种内涵空泛而无法界定的东西，当这种东西从议论化为现实的时候，其不恤民生的一面便非常容易被没有主义的污吏所借用，演为赤裸裸的苛政。民怨带来的冲突，随着新政遍及了南北东西。曾经为变法作过前导的人们当然是向慕社会进化的，但变法的新政还没有实现预想中的进化，由这个过程所酿生的官民对抗却已经把社会危机带到了世人面前。旨在变旧法的新政派生出许多盘剥，而为盘剥所苦的民众一旦自发而起，又往往固恋旧习旧法，成为传统制度最有力的守护者。于是，由征敛而起的冲突，使开新和守旧的矛盾与吏治的清浊、民间的怨愤交相缠绕，演为经久不息的社会震荡。延续270年的祖宗法度因新政的改制正在节节脱散，而从东西洋移来的政制却刚刚在筹备之中，两者都无法驭勒民变的起落和漫延。衰迈的王朝遂不得不面对着一波连着一波的不息呼啸。

　　农村中的民变与官府相抵拒，城市里的学潮与朝廷相对抗。前者嫌变法太过急遽而起，后者恨变法太过迟缓而兴，两者各不相谋，但都表达了对于新政的否定。与这些起于局外的动荡腾乱相比，局中人在新政牵动下的分解组合和轧砾争斗则从另一面显示了社会矛盾的变化。

　　新衙门移夺旧衙门的治权，本是新政变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间的起落消长又太多以私利相啃噬的贪婪，遂使诏书所布告的宗旨一开始就被利欲销蚀的面目全非。二百多年来的祖宗成法已经积弊丛生，因之而有新政变法之说。然而自另一面言之，祖宗留下的旧例又曾长久地体现了一种制约，使官界中人在权力和利益之间常常要面对许多板结的界度而不能随心所欲。变法的新政以“廓清积弊”之旨改官制，倾力拆掉了久被诟病的种种成法，但热心于改官制的人们大半又是挟私心而来的各有怀抱者。于是，积弊还没有廓清，旧例的制约却已荡然无存。新立的衙门遂能肆无忌惮地逐利于众目暌暌之下。

　　虽说立宪之说在上个世纪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之中，但在当道的眼里却是“肆为簧鼓”的东西。迨君主立宪的日本在战胜了中国之后又打败了俄国，报章论列率多以优胜劣败，物竟天择之理诠释两者政体，往往倾动官界中人。“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当权的官僚先后奏疏敷陈立宪，形成了一种以臣子议君权的局面。立宪的魔力在官场的纷然应合中被越放越大。于是而有1905年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1906年夏秋之交诏书宣告“仿行宪政”。官界立宪言论哄哄然起于一时，然而能够真知立宪本意的人们其实并不多。

　　自从人才成为经世之学的一个题目之后，近代中国有心改革的忧时之士便常常憧憬“破格”。他们的议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以文字演绎出圆通的道理。然而一但移入新政，化为人人都看得见的东西，用文字说出来的道理就会变得全然不成模样：“自新政改官制添设各部，而该堂官误会破格用人之义，流品之杂，名器之滥，亘古未有。夫资格可破，品格不可破，一二人可破格，非尽人可破格也。乃市侩胥吏，弹冠相庆，皮毛新学，一岁三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上册P339）。由于“误会破格用人之义”，仕路就成为一种没有尺寸来度量长短的东西了。在旧格被破掉的地方，出现的是与之相对应的“人人争言运动”的幸门。这个过程用速成法造成了一批腾达的官僚，他们的面目还没有被世人熟悉，而一蹴之间已成官界要角。这种世路亢进留在官场里的大半都是污迹。后来作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之贵，当时由巡捕起家，本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趋从。因捉得袁世凯家逃仆，“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迨新政改官制，段之贵又出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载振”，遂一夜之间超擢黑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际，“京员相聚偶语，皆不知芝贵为何许人也”（《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P230）。这种多数人的惊愕说明：“破格”一词非常容易在权势者手里演变成为便捷私利的随意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