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是辛亥革命的引路人(5)

　　因此，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绅界中人大半都不会有与地方官相颉颃的充足意识。然而官府的权力来自国家，绅界的利益则在地方。其间常常会有矛盾。绅权扩张的过程，同时也在促使这种矛盾一路膨胀。

　　以二千年历史为背景，此时腾起的绅权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但自宪政之说倡行，从东西洋趸来的许多学说都在为绅界重造出别开生面的境界。1907年江苏巡抚陈夔龙说：“近年预备立宪之举，颇为海内欢迎，而欢迎之故，无非歆动于地方自治一言”（《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上册P178）。

　　地方自治之所以“歆动”人心，正在它所阐发的旨义能够被正在膨胀的绅权所借用，为古老的东西移接一副眩人眼目的新头脸。于是，本来傍贴于官场的绅权便因新政的展布而得以自立门户，在谘议局、城乡议事会和其他种种地方自治机构中得到了舒展手足的机会，并急迫地期待着在国会中更上一层楼。这种变化为绅界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

　　所以，一时声光炎炎的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谭延恺、汤化龙、蒲殿俊等等，都官格齐备而不愿入仕途，宁愿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而后，得新学之助的绅权便挟一派咄咄逼人的盛气，与官界权利步步对抗，节节冲突。这些争执当然都有是非之分，但是非的源头和归宿大半都在地方利益。可见新学提供的题目所扯动的常常还是中国社会固有的那些物事。

　　在上个世纪的内战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有过一个疆吏向朝廷争利权的时代。等到二十世纪初年“仿行宪政”，则是绅界坐大，他们既向疆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这种演变曾寄托了中国人进化的期望，而在当日却直捷地促成了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仿行宪政的局面便常常使人想到历史上的乱世。绅权是一种两头有刃的东西。它们在新学引发的社会变动中动辄代表地方利益以制官家权力，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锋利。

　　然而绅权的过度扩张又未必总是地方之福。从谘议局往下看，非常容易见到这个过程搅出来的种种腥秽。有个言官奏论地方自治，鄙夷地说：“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委其责于乡绅。乡绅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劣监刁生，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明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官长，籍端谋利，朋比为奸”（《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下册P757）。由此显露的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锋利，而被割的则是绅界所代表的地方民众。显然，与绅权相表里的地方自治，当时给多数人带来的大半都是怨恨。

　　为立宪植根本的东西自东西洋传入中国后，则变成了劣绅施用“旧技”的场所。旧染中习见的操切、铺张、欺人、肥己本在传统道德的抨击拘束之中，得此一番错动，却成了被解放出来的东西，可以赤裸裸地放手横行于人世而无须惭怍。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没有法度的局面。十年新政效法西法以除旧布新，把那一代中国人拖入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二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方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而两头不到岸。

　　被时势卷入变法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得其利乐，当得益于新政的那些人也成了新政反对者的时候，这一场迟来而又急速的变革便陷入了既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的困局。十年之间，君权进行了新政。然而在新政犁过的地方，为君权奠底的基石却先被撞碎。

　　曾经使疆吏、枢臣、朝官、亲贵、缙绅、武将和众多附着于科举制度的士人合为一体的那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日趋分崩离析，随后产生的是一个个分异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托身于同一个社会构架之中，但他们招来的仇神却放手悍斗，在踢打之际不停地扯散这个社会构架。从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中还没有过这样自深处发生的圮塌。与上层建筑层层圮塌相对应，是下层社会日积日深的愤怒和新知识群体越来越急切地呼应革命。旧时的社会因此而进入解体之中。

　　晚清最后的五年岁月里，一面是朝廷改旧官制，开资政院，设谘议局，办地方自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仿制出西方立宪国家中的许多政治构造；一面是朝廷以利害制约宪政的内涵和外延。

　　这种包办使仿制出来的东西常常要在权力的勒限中走样，“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皆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文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版第3卷P646），因果相悖，“北辙求南，愈趋愈远”（《论责望政府》见《大公报》1907年6月8日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下册P757）。

　　前一面以改作旧制移来了种种君权的异体，使二千年来的乾纲独断之局和外洋传来的天演公理同处于一室之中而相互颉颃。由此促成的变化一定会动员社会，于是民气日益发舒。然而，后一面则自上而下地为变政立界，深恐谬说风起，淆乱黑白。这种直接的阻遏，构成了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前所未有的社会进化与前所未有的社会争斗交相舛错。于是，清末新政因筹备立宪而达到高潮，也在筹备立宪的过程中放出了决堤的洪波。

　　由于改革与革命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当由统治者发动的改革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要想停下来或是退回去已是不可能了。随着变革的重心由上而下的移动，当变革的主力由上层统治者变为下层民众时，革命便呼啸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