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牺牲敢惜身——简论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
辛亥革命网 2011-10-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张曼新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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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海峡两岸，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中华儿女都会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武昌枪响皇冠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总结这一重大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百年以来发展变化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缅怀为挽救华夏沉沦的英豪们，祭奠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献身的革命先烈。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高尚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者。正如他在《和平统一宣言》一文中所宣示的那样——“（孙）文，爱国如命！”这句话是他的自白，他整整四十年为中国崛起而奋力拼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句响遏行云的话语决非言过其实。爱国，是他一生事业的出发点与归宿。中山先生在1912年撰写的《祭黄帝辞》中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中国历史上，如同中山先生这样，超越阶级、地域、党派、民族以及意识形成的界限，得到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颂扬的人物，大概只有轩辕黄帝可与之比肩。然而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迄今为止，只有中山先生是泱泱中华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革命领袖。这全然源于他品格高洁，信仰坚定，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爱国主义者。
为了给中华民族探求出一条达到独立、民主、文明和富强的自由之路，中山先生毅然放弃个人优裕的生活环境，甘冒随时牺牲的风险，聚集革命同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辛亥革命之后，他又矢志不渝地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奔波奋斗。正是由于这种彻底的爱国主义品格与追求，使得他在晚年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坚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迎来了第一次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山先生作为历史的巨人，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深入探讨和大力弘扬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热爱祖国与矢志革命
中山先生诞生于1866年，历经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中国，正遭受着西方殖民义列强的欺侮和压迫。在空前的内忧与外患下，1840年以后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集中地表现为救国主义，从林则徐到邓世昌，从龚自珍到谭嗣同，从魏源到康有为，近代中国爱国者的一次次奋起，一回回斗争，唯一的目的就是使祖国跃出丧权辱国的泥淖，而莅临独立、自由文明和富强之袵席。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两三代中国精英人物的救国尝试都失败了。有鉴于此，中山先生冷静思考前辈爱国者的教训，惩前毖后，献可替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方略，从而将近中国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894年11月24日，中山先生一手创立了当时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中山先生们满怀忧国忧民之情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忧于目前”。这个章程无情地抨击满清王朝的卖国主义嘴脸：“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在此章程中，首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呼喊。这些看似一名热血青年的话语，实则表明正是源于灵魂深处的爱国主义热情鞭策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路一条。这个革命宣言式的章程，揭示了孙中山彻底摒弃了“清朝廷自可实行由上而下之改革”的幻想，斩钉截铁地宣示必须毫不留情地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古老的中国才能重获新生，一跃而成为：“少年之中国”，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中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想由这样的政府和其官吏厉行改革，会有什么希望呢?”正是基于这样的体认，中山先生将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与“为了我全中国彻底解放”这一终极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义无反顾地重申:“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中山先生主张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也就是厉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体内容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一宗旨和方针，使得孙中山坚定不移地将爱国和革命这两者有机而紧密地结合于一体，亦即践行革命的救国主义路线。这样，从兴中会创立之日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也就是广义上的辛亥革命17载风雨征程，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组织了1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辛亥革命的壮士们：“少年斗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譬如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赵声、林文、林觉民、方声洞、喻培伦等七十二烈士在这次起义中牺牲，在一次又一次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中，黄兴、陆皓东、史坚如、邹容、陈天华、徐钖麟、秋瑾、朱执信等英烈从容起义，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辛亥革命响遏行云的壮歌。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高尚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者。正如他在《和平统一宣言》一文中所宣示的那样——“（孙）文，爱国如命！”这句话是他的自白，他整整四十年为中国崛起而奋力拼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句响遏行云的话语决非言过其实。爱国，是他一生事业的出发点与归宿。中山先生在1912年撰写的《祭黄帝辞》中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中国历史上，如同中山先生这样，超越阶级、地域、党派、民族以及意识形成的界限，得到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颂扬的人物，大概只有轩辕黄帝可与之比肩。然而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迄今为止，只有中山先生是泱泱中华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革命领袖。这全然源于他品格高洁，信仰坚定，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爱国主义者。
为了给中华民族探求出一条达到独立、民主、文明和富强的自由之路，中山先生毅然放弃个人优裕的生活环境，甘冒随时牺牲的风险，聚集革命同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辛亥革命之后，他又矢志不渝地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奔波奋斗。正是由于这种彻底的爱国主义品格与追求，使得他在晚年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坚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迎来了第一次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山先生作为历史的巨人，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深入探讨和大力弘扬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热爱祖国与矢志革命
中山先生诞生于1866年，历经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中国，正遭受着西方殖民义列强的欺侮和压迫。在空前的内忧与外患下，1840年以后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集中地表现为救国主义，从林则徐到邓世昌，从龚自珍到谭嗣同，从魏源到康有为，近代中国爱国者的一次次奋起，一回回斗争，唯一的目的就是使祖国跃出丧权辱国的泥淖，而莅临独立、自由文明和富强之袵席。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两三代中国精英人物的救国尝试都失败了。有鉴于此，中山先生冷静思考前辈爱国者的教训，惩前毖后，献可替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方略，从而将近中国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894年11月24日，中山先生一手创立了当时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中山先生们满怀忧国忧民之情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忧于目前”。这个章程无情地抨击满清王朝的卖国主义嘴脸：“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在此章程中，首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呼喊。这些看似一名热血青年的话语，实则表明正是源于灵魂深处的爱国主义热情鞭策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路一条。这个革命宣言式的章程，揭示了孙中山彻底摒弃了“清朝廷自可实行由上而下之改革”的幻想，斩钉截铁地宣示必须毫不留情地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古老的中国才能重获新生，一跃而成为：“少年之中国”，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中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想由这样的政府和其官吏厉行改革，会有什么希望呢?”正是基于这样的体认，中山先生将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与“为了我全中国彻底解放”这一终极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义无反顾地重申:“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中山先生主张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也就是厉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体内容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一宗旨和方针，使得孙中山坚定不移地将爱国和革命这两者有机而紧密地结合于一体，亦即践行革命的救国主义路线。这样，从兴中会创立之日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也就是广义上的辛亥革命17载风雨征程，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组织了1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辛亥革命的壮士们：“少年斗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譬如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赵声、林文、林觉民、方声洞、喻培伦等七十二烈士在这次起义中牺牲，在一次又一次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中，黄兴、陆皓东、史坚如、邹容、陈天华、徐钖麟、秋瑾、朱执信等英烈从容起义，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辛亥革命响遏行云的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