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4)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作者：鲜于浩 鲜华章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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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对清廷不愿把义和团镇压下去极为不满，他们多次限期清廷肃清义和团，并以联合出兵相威胁。至一九○○年五月三日，清廷被迫答应各国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京。五月四日，英、法、美、意、日、德、俄七国兵舰十六艘在大沽口外示威，并派遣军队三百余名由天津入京。此时，对于外国驻兵京城问题一向特别敏感的清政府神经高度紧张，密令天津方面官员逐日确报各国派兵人数和装备情况。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已势不可免，而中外反动派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矛盾日深。这样，摆在清政府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其派兵入京并剿办义和团；要么利用义和团的“神拳”去杀尽京城乃至全国的洋人，并以武力驱赶列强所派军队。一方是穷凶极恶、惯于趁火打劫的强盗，一方是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并有神拳法术的义和团众。经过短时间的犹豫和盘算之后，西太后终于作出了默许义和团进京并加以利用的决定。
清廷之所以这样做，是由四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第一，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于列强的宿怨。如所周知，自戊戌变法以来，西太后对于列强的不满日益增加。她认为，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所行“新政”，都是洋人在幕后指使。戊戌政变后，西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列强又出面极力阻扰。如英国公使曾经强硬地表示：“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各国公使还共派法国医生入内廷为光绪看病，该医生看过病后声言“血脉皆治，无病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278页。）揭穿了顽固派散布光绪病重的谣言，迫使西太后将废立光绪之举改为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清廷顽固派还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出逃也完全是英、日的庇护。这样，主要围绕着光绪帝的去留，实际也是西太后是否执掌大权的问题，顽固派和列强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西太后之敢于向列强“宣战”，用她自己的话说，即是“彼族焉敢于预予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才“定准立决死战。”（《义和团》（一），66页。）和列强打让多年交道的西太后，未尝不知列强派兵剿办义和团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可能对她个人的统治权有所伤害，所以，西太后精心策划了利用义和团的阴谋。第二，顽固派所谓的抵抗外侮。“民教之争”在山东兴起后，西方列强认为再次侵略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趁机在山东加强了侵略活动。为着封建权益尽可能少地让列强分享，清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照例要有一番“抵抗外侮”的言论。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给各省督抚的上谕称：“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力无即行议和之理。和之一字，不但不可以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37—38页。）顽固派的抵抗言论，一般说来，不过是虚张声势，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面子和权益。但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中外反动派矛盾日渐加深之时，清廷便利用义和团，做出“弹压不及”的姿态，对外进行有限的虚声抵抗。第三，直隶义和团本身的发展。短短的时间内，直隶地区义和团日益发展，“省北涿州一股，省南独流一股，省东任邱一股，各聚众数万，拳教连日开仗。”特别是在涿州“一时黄巾红带者流，城厢内外蜂屯蚁聚，其数达三万人” 除此之外，保定、天津、文安、霸州、安州、固县、雄县均有义和团活动。义和团给各地分散的教堂、洋人、教民造成了很大威胁，使各国驻华使馆极度恐慌 在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看来，“旨在仇洋灭教”的义和团不失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扶清”不至于引起清王朝的复灭，而“灭洋”正好为顽固派出气，且又是以非官方的名义杀逐洋人，万一失败，罪在“愚民村顽”，今后可在洋主子面前蒙混过关。第四，端王载漪集团的阴谋夺权活动。在废立光绪帝的问题上，载漪特别痛恨外国的干涉，“抵御外侮”的情绪一时表现得尤为激烈。他“急欲其子得天子位”，盼望“使馆朝夷，皇位夕易”，“计非藉兵力摄使臣，固难得志也。”载漪集团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中有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掌握京城卫戍部队的端王兄弟载濂、载澜，还有善观风色的军机大臣荣禄、直隶总督裕禄等。他们串通总管太监李莲英，掌握了西太后的心理活动。共同向洋人“投仇雪耻”的打算使得他们利令智昏，妄图依恃、利用义和团，既谋杀光绪皇帝，又能“使馆破，夷人无种”，达到“大阿哥”即位，俱为“社稷之臣”的私欲。
至此，问题就比较明白了，义和团进入北京，不自觉地充当了西太后向洋人“复仇”和载漪“谋窃神器”的工具。 义和团众以血肉之躯拼杀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队，他们那种誓死如归的精神使后来读史者肃然起敬，但他们“仇洋灭教”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却被他们所要扶的清王朝联合“洋”、“教”残酷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