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5)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作者：鲜于浩 鲜华章 查看：
五
清廷能够利用义和团，而数万义和团终于陷入圈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当时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这一首要原因外，义和团和清廷顽固派在某些方面有类似的地方，也是他们能够暂时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首先是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清政府固顽派的仇外。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不能认识到他们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正是封建主义制度。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天朝上国屡屡割地赔款，无疑使农民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农民阶级很自然地把自身的悲惨遭遇归于外来侵略，得出洋人“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的感性认识， 而没有看到清王朝的腐朽卖国。他们天真地认为，赶跑了洋人，祸根也就除掉，所以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而护村坊”的口号。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群众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时表现出了笼统的排外倾向。
正是这种笼统的排外倾向，使得清廷顽固派大加赞赏，“朝廷赤子”、“义民可恃”的舆论一时遍布朝廷内外。宫廷内部权力之争，使顽固派仇外情绪日益高涨。他们本能地感到义和团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接过“仇教灭教”的口号，站到义和团一边来了。刚毅在招抚团众时，就大言不惭地声称“洋人为中国之害，孰不知其难容！”（《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40页。）而幼稚的拳民在听了何乃莹“尔等皆义民，……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的鬼话后，“皆抚掌大笑而散”。（《义和团》（二），485页。）显而易见，尽管各自仇外的动机、性质截然相异，却暂时结合起来了。
其次是共有的仇恨洋务的情绪。义和团众不了解他们受苦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和外来侵略，而不在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加之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同列强的船舰大炮一起输入中国的，农民阶级便把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发泄在洋务及有关洋务的人和设施之上。义和团“痛恨洋物”，“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则处极刑”，“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他们要想杀掉的“一龙”即光绪皇帝，“二虎”即庆亲王奕□和李鸿章，也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头目，而是由于他们兴办了洋务、与外国人往还较多。
顽固派对于西方文明，有乐于享受的一面，也有痛恨的一面。“徐桐之每见西人，以扇掩面；刚毅之目学堂为养汉奸；崇绮之一生未尝见报；赵舒翘之约同乡，使其来省永无开矿之事；李秉衡之见洋操衣服，故作警视之状”，“端王之于言和大臣则杀之，宗室之开明者则杀之”。短短几句话，就把顽固派的嘴脸画得维妙维肖。当他们和洋人闹翻时，“夷夏之辨”的顽固思想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马列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顽固派这种反对社会进步、革新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农民群众。顽固派妄图保持满族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封建制度万世永存，农民阶级试图保持封建的小生产地位，都会对西方文明或洋务设施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受封建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就在于此，而义和团之进入北京，却正好把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第三是共有的愚昧落后思想。义和团笃敬佛道，信奉冥冥的神仙菩萨，并依恃“法术”与洋人作战，表现出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由于力量的虚弱，清廷顽固派也指望“神拳”和“法术”的效力，一下子把洋人剿灭，恢复满族贵族在中国的独占统治，重温“蛮夷”拱奉大清王朝的旧梦。顽固派对于义和团“神怪附身”的威力，至少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后一段时间是笃信不疑的。西太后“每日于万几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朝中诸人，无日不称述团匪之神奇。某大臣向众明言，此等义和团，皆是天生奇材，有无穷法术，可以包打西人，故西兵如欲进京，我等亦不必阻止，听其与团匪打仗，俾知团民之利害云。”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成为义和团受清统治者利用的一条纽带。随着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的久攻不下，一切法术都破了产。西太后早就考虑好了退路，而数万义和团众却倒在血泊之中，历史的悲剧也就在中外反动派的刀光剑影中拉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