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的定位与内涵(3)

　　第二，关于孙中山的事功。

　　孙中山的思想是同他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19年5月20日，邵元冲问孙中山，“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诸籍，皆笃嗜无倦，毕竟以何者为专？”孙答：“余无所谓专也。”邵问：“然则先生所治者究为何种学问耶？”孙答：“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⑤孙中山治“革命学”成就了他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和为晚年的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奠下了基础。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为中国建立了两个“丰功”伟绩。然而，孙中山还有一个重大的事功是他的近代化建设事业。孙中山是革命家，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风尘仆仆只为革命奔走的革命家，而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孙中山认为革命是必要的，因为不革命就不能搬掉阻碍中国进步的“陈土”，但他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不存心建设就用不着革命，所以通过革命扫除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全力建设中国使中国富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理想是孙中山学说的另一个重大内涵。

　　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是必要的，不革命就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民主，建设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但这只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主题，还有一个历史主题就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促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变封建专制为民主政治，变旧文化为新文化，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文明的、进步的、和谐的幸福社会。革命和近代化的中心不一样，革命是指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近代化是指发展生产力，以及管理社会的方式和手段的科学化。但两者又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离不开后者，而后者也离不开和不排斥前者。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与实践同他的实业建设和建国方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影响同样重要，我们研究孙中山不能只重视他的革命，而忽视他的近代化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关于孙中山个人与他的团体和团队。

　　革命从来就不是个人的行为，它是阶级对阶级，或民族对民族的集体行为。革命者有他的团体和团队，反革命者也有他的团体和团队，而革命的胜与败都离不开他的团体或团队，即领导者和他的决策者的正确与错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由革命开始时的兴中会到革命高潮时的同盟会和后期的国民党，都主动地承担了组织和领导革命的任务，并取得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胜利，但后来革命的结果还是不能够将共和民主的制度巩固起来，革命还是失败了。然而，革命的政党或团体都是由人来领导的，所以，革命胜败的关键都在于人，在于他的领导集体或团队的思想正误，指挥是否得当，或领导才能和道德品格的情况如何。革命的领导者与参加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利益之间的平衡，以及个人之间魅力的作用。在孙中山革命的过程中，他也有用错人和做错事的情况，也存在一心为国为民与野心家对名利的追求所发生的矛盾。孙中山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也存在处理不当，或存在个人意气的缺点，所以在中华革命党时期，以至于后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和国共合作时期的领导体制，都存在党及孙中山对党人行为的制衡与反制衡这样与那样的杯葛。研究孙中山的团体、团队、战友，他与国外的政治团体、朝野人士，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政治、军事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是“孙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关于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及其家族。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他的家庭同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民家庭没有两样。他本人在幼年时虽有其叛逆的个性，但也不显得特别聪明。可是由于他幼年有机遇到夏威夷接受教育，后又有机遇到英国的殖民地、离家乡不远的香港完成中学、大学学业。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历史的开拓者自有其个人的条件和机遇，但与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文化土壤也有关系。珠江三角洲华侨众多，邻近港、澳，信息较为畅顺，文化多元，人们的观念比较开放，个性坚强，敢于闯荡世界，但又能刻苦耐劳。孙中山的成长和贡献离不开他的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研究孙中山不能不追索他的家世源流，以及所处的历史文化因缘。

　　孙中山后来又成就了一个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家庭，他与他的结发之妻卢慕贞、革命伴侣陈粹芬、妻子宋庆龄，以及他的儿子孙科，孙科的3位夫人（妻子陈淑英、情人严蔼娟、二夫人蓝妮），孙中山的两个女儿孙娫、孙婉。还有孙科与陈淑英的后代，孙科与严蔼娟的后代，孙科与蓝妮的后代，孙婉的后代等等，构成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直到今天仍有远大影响的家庭。⑥研究孙中山当然不能不研究他的家庭和家族。

　　第五，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历史评述。

　　孙中山研究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将近百年。孙中山是世界性人物，他的思想具有普世性和世界性。所以，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也具有普通性和世界性。近百年来研究孙中山的人很多，公开出版的成果也举不胜举。研究孙中山的成果属于学术性的居多数，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孙中山的经历、思想，孙中山与世界各国及有关人物的关系多个方面。当然也有很多受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纯是宣传性的成果，这些作品学术水平低下，甚至被扭曲了的作品也不少。作为学术，我们不能老是重复过去，做老课题重复陈词滥调，学术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但创新也不能离开历史的真相去瞎说一气。所以，作为一种学问或者学说，回顾过去，梳理出过去研究成果的正误和是非，找寻创新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不仅是学术史上所必须，也是坚持学术规范所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原则。

　　第六，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当代意义和孙中山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给中国留下两个主要遗产：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一个是他的巨大精神遗产。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缔造的，从中国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算起迄今已经有104年历史的老党，有学者称其为“百年老店”。100多年来，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及其执政与失败都跟其对孙中山思想的态度有关。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在一个相当时期，表面上都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孙中山的遗嘱》等遗教，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和富强的社会而努力。但由于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执行一条独裁专制和反民主的路线，而众叛亲离，结果坚持贯彻孙中山爱国民主思想的国民党左派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坚持与独裁的蒋介石集团斗争，国民党最后败退台湾。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也已经历了60年，这60年的国民党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其中的原因复杂，但跟对孙中山建党理念的背离和执行不无关系。对孙中山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抱什么态度，对中国抱什么态度，都对中国国民党的团结与分裂，乃至丢失执政权有关。这也是“孙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研究孙中山不可能不研究他的建党理念、建党的思想主张，以及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演变对国民党执政和兴衰的影响。“孙学”与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不同，但也不能完全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