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响辛亥革命的惊雷――四川“保路运动”历(3)

　　值得一提的是，当一些学者竭力“拔高歌颂”保路运动时，近十来年又出现了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否定“保路运动”的论调，而且这种否定甚至丑化保路运动的观点正日渐流行（详见本书《为什么会发生保路运动》章节）。

　　这些新的文章、新的观点立论角度不同，都有一定的参考和商讨价值。但客观而论，直到现在，还并未有更科学、更严谨、更全面的专著问世。

　　我认为：要评判历史，重要前提是必须先还原历史真相。因为一切结论都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否则很可能沦为枯燥、片面乃至完全错误的“空对空”的议论或谎言。

　　而有关保路运动的诸多历史真相，现在却并不为人熟知。

　　本书研究原则和叙事方法：

　　如果把一本文史著作比喻为五彩斑斓的“百衲衣”，它应当是由无数历史碎片组成。打捞这些历史碎片，是一件非常艰苦和麻烦的事；对这些历史碎片去伪存真、辨别良莠，也非常不易。而这些，恰恰是一部文史著作最大价值所在。

　　我写作本书前，进行了几年艰苦的案头准备，阅读了相当多的百年前旧资料，还采访过许多保路运动当事人的后代。

　　我很明白：读者不是小学生，更不是傻瓜，不需要说教式地试图去生硬地灌输某些政治教条、理念、观点；读者其实是很高明的，只要书中披露的历史是真实的、全面的，读者自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希望本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尽量以“大历史观”完成这部书稿。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对历史抱以敬畏之心，以长时间、远距离、多角度地去反映真实历史，而不要先入为主地只为表现某些生硬的政治理念或学术观点去写历史；应当坚持用历史真相去还原历史，而不是用“空对空”的理论或主观批判式的方式去论说历史。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力争让本书极具真实性、史料性和学术价值。

　　坚持以现在已很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原始档案、亲历者回忆、当时报章、外交史料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绝不采用常见的那种人云亦云、“以论代史”（以议论代替史料）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避免史学著述中常见的那种薄于史实、重于评论的大缺陷。

　　本书在用真实史料（包括历来被人们忽略的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的同时，也根据真实史料而阐述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对历史事件（如清末铁路国有政策、借外债问题）、历史人物（如盛宣怀、赵尔丰、端方等清朝官吏），本着“爱之不添其美、恶之不增其丑”的史家精神，完全根据真实史料、尽量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 

　　本书所述各种史实，坚持“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并严格按学术著作的规范要求，文后都附有注释，标明史实根据和资料来源。对一些有争议的史实，决不凭主观好恶只择一说，而是诸说并存，供读者、研究者查证和进一步研讨。

　　辛亥革命结束不久，学者胡石庵著《湖北革命实见记》，提出应将武昌起义作为“信史”来写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

　　这也是我写本书的基本原则。

　　第三，从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上讲，坚持“让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

　　司马迁《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史学性和文学性堪称楷模。我认为：史学著作应当大力学习和发扬《史记》“文史结合”的中国式优秀史学传统。

　　历史著作，如果平铺直叙地罗列史料搞成干枯的“论文”式，或者是偷懒取巧搞些“史料不够、议论来凑”，甚至自己不肯下苦功夫而剽窃他人成果只加点空泛议论……对作者而言当然写作时更省事和简易，但将使读者感到非常枯燥乏味而难以“卒读”。 

　　其实，这种“论文”式研究历史的简单化写作方式，也仅在国内近几十年来才形成惯例，一定程度上成为混文凭、评学位、争职称、定官阶的敲门砖，也成为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和“剽窃”味道浓厚的格式化撰述方式。这种学术“新八股”，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

　　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和现在海外的许多史学著作，风格都多种多样，是写得生动活泼的。早在百年前，梁启超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曾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所以他主张写文史并重、反映底层大众的“新史学”。

　　（注释：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华书局，2009年版。）

　　从19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所谓“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许多研究者们，从过去现代化枯燥理论分析，已回归到通过“叙事”(narrative)和细节再现的研究方法，提倡把读者引进历史“事件”中，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他们力图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力图以情景、形象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表格、统计数据及专业化评论语言。他们的目的“不仅是使本领域的专家，而且要使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普通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

　　如2007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新著《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以叙事为主去探索中国的历史记忆，注重“叙事”和“文学性”，被评论为“中国史研究在此方向作出努力的最新成果”。

　　（参见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其实这些西方所谓“叙事史学”的“最新成果”，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这就是司马迁老先生留传下来的“文史结合”的中国优秀史学传统，和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精神。只是现在一些体制内学者们不屑一顾，而以所谓“专业化”、“学术化”、“论文化”来掩饰其肤浅，并希望以此维护和垄断学术象牙塔的尊严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