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4)

　　有关传教的条款就显示出这种变化。经过此次巨变，西方列强已多少看到传教特权与其因果关系，主张收敛以往那种猖狂的举动。英国首相即说：“劝诸君以后传教，不必过于踊跃，总以谨慎为主。”日本报刊亦言，要保日后和平，“各国更当认真节制其在华之教土”。[1](P213、260)清政府曾在 19世纪 70年代就提出传教士不得干预官司、庇护教民等主张，但各国以条约所无，予以拒绝。此次议和过程中，张之洞等不少内外大臣主张乘此机会“酌定教士教堂限制”。[6](P854)1903年中美订立商约；这一设想得以载入条约。该约第14款重申了有关传教特权，并规定不准向教民“抽取”酬神赛会等费用，使早已实行的这一特权成为一项条约权利。但重要的是，该款削弱了传教士和教民的特权地位，明确规定：“教士应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之权”，“入教与未入教之华民均系中国子民，自应一律遵守中国律例，敬重官长”；入教者，“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免追究，凡华民应纳各项例定捐税，入教者亦不得免纳”。此外，以前所订约章允许教会在内地“置买”房地产，此约则变改为“租赁及永租”；并明确规定“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另外，在1902年的中英通商续约中，英国允愿派员与中国“会同查议，尽力筹策”教事，“以期民教永远相安”。[8](P187、188、109)翌年，英驻华公使萨道义明确承诺，并通令各领事：“教士非英政府派驻中国之经理员，照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原不欲准教士干预中国教民讼事也。”[19](P256)上述这些，第一次按照中国的意愿，在条约中对以往漫无边际的传教特权作了一定的限制，“部分地实现了”限教的目标。[20](P313)

　　与此密切相关，在新订条约中，列强首次许诺在适当时候放弃领事裁判权。伍廷芳以传教士“气焰倍张”，是由于彼“不受制于我”，曾于1898年2月上奏提出修订法律，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主张。认为“此律一定”，内治有权，“则教民教士知所警，而不敢妄为”。[21](P50)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在1902年中英商订商约时，提出了这一要求，被英国所接受，写入条约。“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8](P109)其后美、日在所订商约中，作了同样的允诺。这种允诺虽然难以兑现，但毕竟为列强承诺放弃条约特权开了先河，有利于中国人民日后的废约斗争。它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不平等条约达到顶点之后，将逐渐走向衰退。这正是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不平等条约史上出现的一线转机，张之洞当时即兴奋地将此视为“立自强之根，壮中华之气”[7](P20-21)的重大收获。

　　即在《辛丑条约》订立过程中，列强亦有稍许松动。先是它们在《议和大纲》中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而且“词意决绝”。经“婉商砌磨”，某些条款亦有所“转圆”“更议”，如“罪者听我自办，赔款要核实，军火暂禁入口”等，“视前约较和平”。[22](P10)此外，清政府在后来的商约谈判中所提一些要求，如“允禁止吗啡鸦任便贩运来华”，[8](P108)亦被写入条约。英美日提出的一些要求，如允许洋人入居内地贸易、洋盐进口、米谷出口、广开口岸等，清政府以“将引起人民的喧嚷”[12](P214)等理由予以拒绝，也为彼等所接受。

　　帝国主义列强所作的这些姿态，与其对中国主权的严格限制和新攫取的大量特权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些无足轻重的“让步”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它们认为“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23](P105)瓜分的大好时机下，亦不能轻视中华民族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它们看到，即使瓜分中国，“然不能羁约华人，终必为华人所抗”。[1](P258)“今若突倡分割，则义和之事，可为前车”。[24]这是它们将新的不平等条约枷锁套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不敢分割中国领土，以及有所顾虑的根本原因；也是沙俄割占中国东北的图谋破产，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再次得到列强认可的重要因素。赫德即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提出改善“条约关系”，“以赢取朋友，及为将来的友好关系播下种子”。[25](P438-440)

　　上述说明，义和团运动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是双重的，既为西方列强完备这一体系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又是制约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恶性发展的基本因素。

　　三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义和团对不平等条约采取了极为激烈反对的态度。在《刘伯温碑文》的各种版本中，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残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最恨和约一误，致皆党鬼殃民”；“最恨和约一误，致皆党鬼殃民；上行下效兮，奸究（宄）道生”；等等。[26](P80-83)此“最”字表达了他们对不平等条约深恶痛绝的情感，为此他们采取了“灭洋”的方针来根本清除不平等条约祸害。尽管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也尽管存在着种种落后性，但它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