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2)
辛亥革命网 2011-06-13 00:00 来源：福建论坛 作者：戴学稷、徐如 查看：
曾国藩之所以主张“洋兵不宜会剿”，而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自是别有用心，一方面他不愿洋人分沾其利；另一方面也是从清朝统治阶级的实际利益考虑。这也反映了：在六十年代初期，清朝统治者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虽然开始结合了，但它对于这些外来势力还是存着较大戒心，总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封建主权的客观情况。这也是曾国藩当时“夷务”思想的一个特点：即由于与农民起义力量的对立，它不得不暂时利用外国的武装力量，但又不希望这个力量过于发展，以影响封建统治集团的实际利益。他在官、民、夷三者关系的处理上，是联合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对付农民起义力量，而力图以其本身即封建统治者为主体。
曾国藩的“驭夷”思想，是在1862年趋于成熟，而到1872年临死前的十年间，逐步发展成为整套理论体系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其主要表现不仅在称呼上改“夷”为“洋”，而且反复地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对他们讲“信义”，“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并向皇帝保证：与洋兵相处，“臣当谆饬部曲，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页36；卷十六，页27。）他在1862年6月初的日记上写道：“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年6月3日）。%5又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如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无论其或顺或逆，吾常常守此而勿失”。他还教李鸿章“待洋人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批评李对洋人态度不够谦和，说“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要求他“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等等。总之，这时他已认定，对待外国人，不论他们是如何欺侮你，也只能是必恭必敬，绝不容许有丝毫的反抗，以至不能有不满的表现。
曾国藩以“诚”对待洋人的主意，对李鸿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后担任清政府北洋大臣独揽外交大权近三十年的李鸿章，对曾国藩上述这套思想是忠实地加以继承的，中日甲午战后，他在晚年总结其经验时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指曾国藩）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这一言“指示”是什么呢？李鸿章说：即是“一个‘诚’字”，就是在与洋人交涉时，“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与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页130—132。）
曾国藩上述的言论，距1859年6月大沽之战，前后不过两三年。在这么短暂时间内，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和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原因何在呢？
从客观形势看，当时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力量尚相当强大，六十年代上半期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反对清朝民族压迫的斗争还在不断兴起，这可能是促使负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等农民起义的湘军头子曾国藩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妥协的因素，他自己也曾强调了“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页27。）。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在这以前的十年间，早就已存在着这种严重的形势了。应该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即基本上由疑虑转向信任，由怀有敌意转为产生好感。他已经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进入中国不仅无损于清皇朝大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而且还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可以帮助它镇压农民的反抗运动。即所谓“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曾国藩，已不是五十年代以前的曾国藩，他的地位大大上升，权力空前增大。作为清政府举足轻重的赫赫要员，节制江南四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和大地主阶级代表的曾国藩，对侵略者特意保全了大清皇朝的行动，满怀感激之情，念念不忘于洋人“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是不奇怪的，但他对洋人如此大讲特讲“言忠信，行笃敬”，主张把心掏给这些侵略者，却不能不是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羁縻”政策之新发展，是鸦片战争时期投降派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所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