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3)

　　此后，曾国藩更把这个思想大为发挥，进而从历史上寻找理论根据。1866年夏至翌年初，他与当时被目为“通达时务”的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反复讨论“驭外之要领”，议论宋以来历朝封建统治者对于外族犯境的战和对策问题，认为“古来和戎，持圆通之说，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对于历史上谴责对外屈辱求和的舆论深表不满。他完全支持郭嵩焘的意见，称赞他“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敝，读之乃正搔着痒处”（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五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五，页34、35；卷二十六，页1。并参看《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13—418页，（台北　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初版）。）。此后，他们又连续交换意见，非常投契。1868年6月，他致郭嵩焘的信说：“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明知小民随势利为移转，不足深侍，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指外国侵略者）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页31—32，参看《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38页，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1868年6月11日）。）。这里，曾国藩所谓的“亿万小民与为仇之俗说”，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历来对外来侵略者采取抵抗的主张，他认为不应沿袭这个“俗说”，并进而攻击亿万“小民随势利为转移，不足深恃”，来作为他们对外屈辱求和的理论根据。他的所谓“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也就是坚持要反对对外来侵略者进行抵抗的社会舆论。

　　除了从历史上找寻理论根据外，曾国藩还从现实上找寻理论根据。他说为什么必须对外妥协呢？因为中国的武器不如人。他在一封致同僚的信中写道：“至西洋通商各国，但以信义自处，一时当可相安，……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5页。）。他假借总理衙门的旨意说：“枢府意旨盖以船坚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专恃和议”（《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二，页20。）。在1870年天津教案问题的处理上，他向清政府极力强调“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声称“臣于五月二十九日奏折内曾声明立意不与开衅。”（《复陈津案各情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页4。）说服清政府完全接受他的意见。以后他振振有词地说：“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页47。）。他假托说这是当时所谓“论理”一派人的意见，实际上他自己是其中持之最力者。在这以前他就说过：“窃谓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复宝佩蘅尚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卅二，页48。）。

　　上述几个方面形成了曾国藩“驭夷”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而这个理论的立脚点则是以牺牲中国人民大众，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来保存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把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一切的侵略势力都当作自己的盟友，尽可能地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以致不惜牺牲中华民族的权利来取好于外国侵略者。这便是曾国藩“驭夷”思想的反动实质。

　　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八、九年间是曾国藩“驭夷”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成时期，那么1868年8月，1870年夏、秋，他先后对扬州教案和天津教案，特别是对后者的处理便是将这个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最重要的一次体现了。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当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为威胁，企图迫使清政府完全接受极为苛刻的要求，连清廷中央，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李鸿章撰《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首卷，页62。）。他抱着既定的媚外方针，提出“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二，页42、43。）的指导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完全满足了侵略者的欲望，任意逮捕八十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徙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七，页14—15，页18，页42—43。关于正法人数和赔款银两，有些通史书或作十五名，银数作五十余万两，均不确。），还由清政府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也指责他“杀民以谢天下”，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忿地开除他出同乡会，砸掉了他书写的湖南会馆的条匾。在社会正义舆论的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假惺惺地承认对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向一些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与此同时，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却坚持了他的“驭夷”思想，对比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三十年的对外政策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说：“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这就是完全否定了前二十年，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肯定了后十年清政府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最后，他提出了此后的“驭夷”要点是“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页49。）。他的所谓“保民之道”和“立国之本”，归纳于一点，即是：“一心曲全邻好”，“善全和局”。虽然他也提及要“时时设备”，也就是他正在进行的“师夷智”以自强，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洋务，但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不准备用以抵御外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