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4)
辛亥革命网 2011-06-13 00:00 来源：福建论坛 作者：戴学稷、徐如 查看：
在天津教案处理过程中和事后，曾国藩又反复与郭嵩焘、李鸿章等交换关于“驭夷之方”，达到完全一致的看法，彼此互相熏染，臭味相投。其中郭嵩焘对曾国藩的思想影响尤其大。他们指桑骂槐，借议论历史上反抗外族入侵的斗争抨击鸦片战争以来的主战言论。而为自己的对外妥协方针辩解，把它说成是唯一正确的对策，郭嵩焘说：“自宋以来，以议论相高，一与外人交涉，皆得环伺以持其短长，稍为持平之论，即群起而指目之，以为辱国体，失人心”（郭嵩焘与曾国藩书（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湘乡曾氏文献》第十册，转引自《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53页。）。李鸿章说“自周秦之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书·朋僚函稿》。）。对此，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卅三，页10。）。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驭夷”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些什么了。
有的同志发表文章认为：洋务运动的性质，从原来的意义说，是“带有反侵略的作用，是合乎时代的要求的”。其所以后来“事与愿违”，变成一个祸国的运动，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说，最主要的错误，一是在政治上执行着一味委曲求全的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二是由于受封建顽固派的包围和控制，使他们执行着一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官办政策（王□、孙应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洋务运动的性质与洋务派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外交政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以“羁縻为上”的“驭夷”思想为指导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使洋务运动产生什么“御侮”的民族自卫性质和作用的，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若是说洋务运动原先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洋务运动的性质，在原来意义上说，带有反侵略的作用，是合乎时代的要求的”，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当时实际的历史看，洋务派当初之所以举办洋务，特别是它早期标榜的所谓自强，并非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而主要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少数民族的起义斗争。这是很清楚的事情。用以判断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不是它的声明，而应是它的实际。曾国藩称购买外洋船炮和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他所谓的救时，一是“剿发捻”，一是“勤远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页10；卷二十五，页70。），前者目标很具体和明确，后者则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是并不准备付诸实践的。我们只要看看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就清楚了。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当时曾国藩委托李鸿章、丁日昌主办，“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研究“自强之道”，而事实上是一点也没有发挥什么反侵略的作用，有的只是制造镇压人民反抗的枪炮弹药，这早已为历史本身所证明了的。甚至到1868年5月，曾国藩专程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后还奏称利用该制造局所制成的船只，目的也只是为了“规复水师，出洋捕剿”“海盗”（《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页7—8。），并非抵御什么外国的侵略。所以洋务运动的出现应该说是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反抗侵略者，而恰恰相反，它是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洋务运动的出现根本不能说是“合乎时代的要求的”。
总之，曾国藩的驭夷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开始与外来资本主义侵略者相互结合之时，正反映了当时大地主阶级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曾国藩对官、民、夷三者关系处理，是完全按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来考虑的，即以“官”为主体，利用和联合“夷”，以对付“民”，较之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攘外必先安内”，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李鸿章等总结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不仅继承他为清政府的主要当权者李鸿章，而且连后来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头子和蒋介石，都莫不对他顶礼膜拜，奉他为楷模，以他这套“驭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
“驭夷”思想也是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剖析它是我们了解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实质所不可忽略的，它与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其他部分以及他所经办的洋务性质、作用等问题，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