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2)

　　此条陈用红格稿纸、直行书写，共4页，根据字迹，一望而知为胡适亲笔。据此可知，陶、胡二人所主张放弃的“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三省。条陈中，陶、胡明确提出，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陶、胡二人企图以此换取日本让步，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

　　陈布雷见到陶希圣的信件和胡适的条陈后，于8月6日转呈蒋介石，同时写了一封短函，表示自己的意见，中云：

　　兹有陶希圣、胡适密陈国事一函，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敬祈睿察。

　　函中，陈布雷明确否定了陶、胡之见，但肯定二人的“忠诚迫切”。

　　蒋介石见到后，在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介绍了胡适的“主和”主张，加以讥刺，但他未点胡适的名，而是称为“某学者”。参谋总长程潜很生气，直斥胡适为“汉奸”。当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时，蒋介石又说：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

　　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仗），难打胜战（仗）。

　　显然，蒋介石所称“许多人”，包含陶希圣和胡适；所称“有人”，更直指陶、胡。蒋所称“以长城为界”，正是胡适在条陈中所述意见：“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日本军队撤退至长城线外”；所称“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也与陶函所述不能将国力“轻于用尽”的意思相近。然而，蒋介石又说：

　　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没有“信义”，而且贪欲无尽，得寸进尺，吃到一块肥肉之后还想吃下一块，占了一个便宜之后还想占下一个。以为承认“满洲国”，放弃东三省就可以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止步，换来中日间的长久和平，实在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幻想。在这一点上，作为学者的陶希圣、胡适糊涂，而蒋介石却比较清醒。因此，蒋介石又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仗）不可。”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陶希圣、胡适的意见被否定。蒋介石在信封上用蓝色铅笔写了一个“胡”字，一个“存”字，将二人的信件“留中”了。

　　胡适条陈之后，蒋介石档案还收有陶希圣《中日外交意见书》一份，建议“以非常之方法准备外交谈判”。其方法有三种：（1）派遣要员直接与川越茂“作侧面而有力之秘密周旋，在京沪急转直下以达于正式谈判”；（2）派在野重要人员直到东京，访问日本近卫首相与广田外相以至日本军部，做开始谈判之先声；（3）在伦敦由中国驻英大使经过或不经英国外交部之周旋，与日本驻英大使开始做谈判之准备。陶希圣认为，以上三种方法中，以第三种较为适宜。《意见书》中，陶希圣进一步提出与日本谈判的“最高与最低限度之条件”。他说：

　　今日中国不能战胜日本，故当然不得不作最高限度之让步。今日中国已能抵抗过度之侵略而维持生存，故可以要求独立自主之存在，非一二八以前或塘沽协定以前忍气吞声可比也。所谓独立自主之存在，一则如政治经济组织之完整，二则如国防之自由建设，三则如国际关系之自决，皆其必有之条件。故共同防共，五省自治乃至于走私等等，皆在最低限度之下，不可容许。然为保持此最低限度，在最高之让步，不可不以盖世绝代之魄力而为之。最高之让步，全为保持完整独立自主之政治经济军事之组织，不恤将六年来之一切纷扰，一刀两断而解决之。为此，宜一改过去只定最低限度之容忍条件，消极的拒绝其要求或降低之之态度，积极的提出我国保持完整独立自主国家所能处之代价，具体简明言之，宁割地而不丧权，不复效过去宁丧权而不肯割地，以致地仍失而权亦不保。

　　《意见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盖世之魄力”做“最高之让步”“宁割地而不丧权”，可见，其主要意见仍是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意见书》最后称“依此痛苦之认识，另提交涉条件，兹不再赘。”并以括号说明“胡适之先生写成另交”。可见这份《意见书》仍为陶、胡二人的共同意见。《意见书》并称“上海战起，首都被袭，更无从再谈不战。”“上海战起”，指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首都被袭”，指8月15日日本飞机两次空袭南京。据此，知此《意见书》写于8月15日之后不久。当时，抗战已成国策，但是，陶希圣、胡适仍然担心战争会毁灭中国精华，主张通过“割地”，以外交手段结束军事。《意见书》说：“若我尽吾六年来之菁华而置之于疆场，则菁华既竭，分崩又起。故当在外交上乘我力未竭之时，求收束军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