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3)

　　二、早有此议

　　胡适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35年6月17日，胡适就致函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要求“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当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亲日派分子白逾桓等二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杀以及东北义勇军一部退入滦东“非武装区”，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中央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为了施加武力威胁，日本还从中国东北调关东军入关。6月10日，胡适从何应钦处得知“日本人的要求，完全接受了”，心里觉得“难过得很”。次日，胡适特撰《沉默的忍受》一文，号召国人接受教训“把国家的耻辱化成我们的骨血志，气，使骨头硬，使血热，使志气坚韧刚毅，时时提撕警醒自己”。同月17日，胡适因担心国民政府“在枪尖之下步步退让”“自己一，无所得”，发展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便错误地向王世杰提出：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而日本方面则归还热河，取消华北停战协定，自动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的种种条件，如在北平、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驻兵权等。胡适将这一“交换”称为“有代价的让步”。可以看出，胡适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向蒋介石所上条陈的基本内容在1935年6月华北危急时就已形成了。

　　王世杰反对胡适的意见，6月28日复函称：

　　故在今日，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方亦决不因伪国之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而在他一方面，在我国政府一经微示承认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

　　王世杰清醒地看到了胡适主张的巨大危害：日本不会因得到部分满足而停止侵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无法立足，在国内则面临分裂、崩溃的危险。但是，胡适执迷不悟，7月26日致函罗隆基，告以致王世杰函内容，函称：

　　雪艇（指王世杰——笔者）诸人赞成我的“公开交涉”，而抹去我的“解决一切悬案”的一句，他们尤不愿谈及伪国的承认问题。他们不曾把我的原电及原函转呈蒋先生，其实这是他们的过虑。

　　胡适否认自己的方案是“妥协论”，要求罗隆基将此函带给蒋介石一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曾应邀参加蒋介石所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在听了蒋的谈话后，他表示“非常兴奋”，建议调用全国的军队充实河北国防，而且肯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不屈服，不丧失主权”。但是，很快他就发生变化。7月28日，胡适下山飞抵南京。29日，得悉中国军队在南苑等处惨败，宋哲元等退出北平，胡适大为紧张，即积极活动，力主与日本“和谈”。30日，他到高宗武家吃饭，与所谓南京的“青年智囊团”萧同兹、程沧波等人商议，决定外交路线不能断，由高宗武负责打通此线，同时决定寻找“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中的要人，胡适看中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要他做“社稷之臣”，在蒋的身边“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31日，胡适致函蒋廷黻，声称“这几天是最吃紧的关头”“焦急的不得了，又没有办法”。同日，胡适应邀到蒋介石处吃饭。蒋称“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蒋的意见得到在座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支持，胡适觉得不便说话，只表示“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当日，胡适日记云：“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这则日记说明，胡适自知他的放弃东三省的主张难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但他还是要竭尽心力去游说。8月3日，胡适、吴达铨、周炳琳、罗家伦、蒋孟麟等在王世杰家密谈。王世杰日记记载说“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慌，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周炳琳、蒋孟麟同意胡适的意见，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④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8月5日，胡适遂与陶希圣共同拜会陈布雷，企图通过陈向蒋介石递条陈。次日，胡适得到蒋介石的谈话通知，胡适事先准备了一封长函，用以补充谈话中的不足，其主题为“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其理由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其步骤为：先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情况；第二步，两三个月后举行正式交涉。显然，这与上引8月5日条陈及陶希圣函的精神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此函未提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而代之以“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会谈情况，据记载“蒋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

　　三、胡适抛弃“和平梦想”

　　胡适放弃东三省的主张当然大错特错，但是，有其特殊的用心所在。1935年6月20日，胡适在致王世杰函中，说明自己的目的是“讨价还价，利用人之弱点，争回一点已失或将再糊涂失去的国土与权利”，从而取得“喘气十年”的机会。他说：

　　察、冀、平、津必不可再失。失了之后，鲁、晋、豫当然随之而去。如此，则中国矿源最大中心与文化中心都归敌手。如此形势之下，中央又岂能练军整顿内政?胡适估计“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因此，他在提出向日本“求和”的第一方案的同时，又提出不计利害，苦战四年，等待国际大战的“主战”方案。同年6月27日，他在致王世杰函中说：

　　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的决心不可。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胡适提出，必须准备：（1）中国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全部被日军侵占毁灭；（2）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等省沦陷；（3）长江被封锁，天津、上海被侵占，财政总崩溃。胡适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他说：

　　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之后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胡适并不认为，他的第一方案一定成功，因此，提出必须以第二方案为后盾。他说“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能免于一战。”他并以俄国史为例，说明列宁和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之后，与德国讲和，“割地之多，几乎等于欧俄的三分之一，几乎把大彼得以来所得地全割掉了，但苏俄终于免不掉三年多的苦战”。他要中国人向苏俄学习，说“苏俄三年多的苦战最可以做我们今日的榜样。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痛苦。”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中国人民忍受的痛苦比他估计的还要大，苦战的时间也更长。

　　淞沪之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意志坚决，中国士兵作战英勇。这使胡适受到感染。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行前，他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劝高宗武“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又劝陶希圣说：“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自此，胡适“态度全变”“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不久，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决定，以非官方身份赴美，争取国际支援中国抗战。次年，又出任驻美大使，投入中国的抗战外交。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