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近代中国

　　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命运多蹇，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孔子的地位就日益提高，以至于达到“吓人的高度”。在漫长的近两千年的岁月中，很少有人敢向孔子的这种崇高地位挑战。这种情况，到了近代，才有明显改变。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在西方文化日本维亲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出现了非儒反孔思潮。与之相联系，崇儒尊孔的主张也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多样化地表现出来。两种意见互相诋排，各不相下，成为思想史上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现象。

　　龚自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对儒学独尊地位提出挑战的人。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亦尊，儒者颜亦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K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K九流，指的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分列的九个学术流派。龚自珍认为，儒家只是九家中的一家，并无特殊之处；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都有其符合真理的一面，不需要依附儒术；后代，儒家的地位被愈抬愈高，儒者的脸皮也愈来愈厚。这首诗，表现了龚自珍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其他各家历史命运的关心。他甚至发出了儒家可能“先亡”的疑问。龚自珍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暮色苍茫、悲风四起的“衰世”，龚自珍的疑问反映了一种信仰危机和对一种新的学术派别的憧憬。但是，由于长期儒学独尊的影响，龚自珍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儒学的束缚，他只能借助东汉以来长期衰微的今文经学派，利用其“微言大义”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败下阵来，蒙受了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先进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对儒学的不满和怀疑增长了。魏源等人开始痛骂“腐儒”、“庸儒”，开始鄙弃程、朱、陆、王的“心情”之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觉得西洋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高明了。后来，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要求又从“长技”发展到经济、政治等方面。但是，魏源以下一辈人，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一般地只敢批判程、朱、陆、王等后儒，而不敢批判先儒；只敢批判汉学和宋学，而不敢直接把予头指向孔学。在他们看来，孔子和儒学还是完美无缺的，其崇高地位也是不能动摇的。例如王韬就说过：“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这种情况，固然反映出思想家自身的特质，但更多反映出的却是儒学传统的强大力量和深厚影响。

　　正是在这种儒学传统的重压下，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理论不能不包裹在儒学的外衣中，并力图借助于“孔圣人”的权威。他利用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来阐述自己的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并利用对古文经的辨伪来动摇人们对传统的信仰。康有为力图说明，西汉经学，根本没有所谓古文经，所有的古文经书都是刘歆的伪造。刘歆之后，两千多年，千百万知识分子，二十个王朝礼乐制度的订立者都上了刘歆的当。这样，在龚自珍之后，康有为就进一步动摇了古文经学派的地位，引起人们对这部分儒学经典的怀疑。当顽固派在祖坟面前叩头礼拜，表示要“恪守祖训”的时候，康有为却在旁边大喝，你这个祖坟是假的。这自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同时，康有为又力图说明，孔子是维新变法的祖师爷。他主张“法后王”，“削封建”，实行“大一统”，反对“男尊女卑”，创立“选举制”，最高理想是实行民主共和云云。因此，康有为称孔子为“万世教主”、“制法之王”、“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康有为建议，清王朝“尊孔圣为国教”，以孔子纪年，全国设教部，地方设教会，每七日还要公举懂《六经》、《四书》的人为“讲生”，宣讲“圣经”。

　　近代以来，有不少人，例如曾国藩、张之洞以及清代统治者尊孔，目的是为了维护旧秩序；戊戌时期的康有为尊孔，目的是为了变法。两种尊孔，迥然不同。但是，康有为笔下的孔子明显地不符合孔子的本来面目，它是维新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需要改铸出来的形象。

　　和康有为比起来，谭嗣同的思想显得激烈深刻、锐利得多。他怀着满腔悲愤批判儒学所鼓吹的纲常伦理，分析其“惨祸烈毒”，揭露封建统治者以之残酷迫害人民的事实。当时，一位朝鲜人曾说：“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谭嗣同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尤为激烈地批判君主专制主义，认为君主是人民推举出来“为民办事”的，可以共举，也可以共废，其恶劣者，“人人得而戮之”。谭嗣同的思想已经越过改良主义的樊篱，走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边缘。但是，谭嗣同仍然要挂上孔学的旗号。在谭嗣同笔下，孔子“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不仅是维新派，而且简直就是民主主义者。他认为，孔门传人曾子、子思、孟子、子夏等人还是继承了孔子的民主传统，只是到了荀子，孔学才被篡孔为“钳制束缚”的工具，荀学也就因此统治中国两千余年。谭嗣同严格地区分孔学和儒学，认为儒使孔子之道愈见狭小，起了恶劣作用。因此，他以马丁·路德自励，立志为恢复“孔教”的本来面目而奋斗。

　　在维新派中，严复对西学有精深的研究，因此，他的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批判儒学的理论武器都不是取自儒学自身，而是取自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他不仅批判“宋明腐儒”，而且破天荒地提出“《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出于对儒家学派的强烈不满，严复甚至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也并不过份。他以热烈的语言赞扬西学的完美与严整，认为中学重三纲，西学重平等；中学亲亲，西学尚贤；中学以孝治天下，西学以公治天下；中学尊主，西学隆民；中学夸多识，西学尊亲知；中学委天数，西学恃人力……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初也是最鲜明的中西文化比较论，标志着在“西学”冲击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怀疑和否定。尽管如此，严复仍然维护孔子的权威，认为孔教不谈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千万不能破坏。他甚至认为，精通西学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圣人的“精意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