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近代中国(2)

　　戊戌维新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本应对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有较大的冲击，但是，历史展示给人们的情景却是，孔子的地位还要继续高上去。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传统的强大力量和历史缠住现实的痛苦情况。

　　作为弟子，梁启超支持过康有为的保教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开始反对师说。他认为，孔子是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他指出，孔子思想中有“通义”和“别义”两部分，前者万世不易，后者则“与时推移”，应该博采佛教、耶教以及古代希腊以至“欧美近世诸哲”的学说，进一步光大孔学。尽管梁启超仍然断言，孔学将“悬日月，塞天地”，“万古不能灭”，但他承认孔学中有不适用、不够用的部分，毕竟是有意义的进步。

　　真正动摇了孔子和儒学独尊地位的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维新思潮的反映，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非儒反孔的著作家，如远藤隆吉、白河次郎、久保天随等。在他们的影响和启迪下，章太炎一方面肯定孔子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历史学家、教育普及家和无神论者，同时，也发表了不少对孔子和儒学的激烈批言评。1902年，他在《旭书》修订本中指出，孔子的名望远远超过了实际，其学术也并不十分高明，荀子、孟子都比他强得多。1906年，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孔子“最是胆小”，“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又说：孔教的最大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他明确表示：“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其后，他又根据《庄子》、《墨子》等书的记载，在《诸子学略说》中，批评孔子“哗众取宠”、“污邪诈伪”、“热中竞进”，是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由此，他进一步批评历史上的儒家学派投机善变，议论模糊，认为无论就道德言，就理想言，儒家均不可用。1908年，日本《东亚月报》刊登孔子像，章太炎就此著文发挥说：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他的思想早已成为过去，“于此新世界者，形势礼俗岂有相关？”

　　章太炎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并不科学。第一，他的批评根据不少出于《庄子》、《墨子》，庄、墨都是儒家的对立面，所述并不可靠。第二，章太炎的批评矛头在许多地方实际指向康有为。在他所描绘的孔子形象中，我们依稀可见康有为的面影。现实的斗争需要常常使人不能严谨地对待历史，虽章太炎这样的大学问家亦不能免。然而，章太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至圣先师作为议论、批评的对象，仍然是了不起的大事。在章太炎之后，各种批评孔子的言论就多起来了。

　　1903年，上海爱国学社的刊物《童子世界》载文认为：“孔子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中国白话报》载文认为，孔子是个“顶喜欢依赖皇帝的东西”。同盟会员宁调元直呼孔子为“民贼”。他说：“古之所谓至圣，今之所谓民贼也。”1912年，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令废除中小学读经课程。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明确宣布：“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同年7月，蔡元培主持临时教育会议，进一步通过“学校不拜孔子案”。这样，孔学作为官学的地位就被否定了。

　　随着非儒反孔言论的增加和孔学作为官学地位的否定，崇儒尊孔的呼吁也日益强烈。辛亥革命前后发表崇儒尊孔言论的人很复杂。一种是革命派，如《国粹学报》的邓实、黄节等，他们视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一种是康有为等保皇党，以孔学作为反对革命、维护君主制的工具；一种是清朝统治者及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利用孔学维护其统治或复辟君主制；一种是某些外国传教士或来华人士，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庄士敦、盖沙令、尉礼贤、有贺长雄等。1906年，清政府颁布《教育宗旨》，宣称孔子不仅是“中国万世不祧之宗”，而且是“五洲生民共仰之圣”。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学“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等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10月，《天坛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9月，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康有为于1916年9月再次上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他说“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1917年3月，各省尊孔团体在上海组织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发动所谓“国教请愿运动”。同年7月，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

　　为什么近代的守旧复辟势力都崇儒尊孔，这不能不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考，于是，一场新的非儒反孔热潮因而兴起。

　　五四前夜发表批孔的先锋是易白沙，主将则是陈独秀，吴虞、鲁迅、李大钊等人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孔子和儒学维护尊卑等级制度，是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易白沙称：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他阐述了历代帝王以孔子为傀儡，借以巩固其统治的情况，说明不能不归咎于孔子自身。李大钊认为“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陈独秀提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吴虞也说：“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因此，“专制之威愈演愈烈。”

　　二、儒学伦理是片面的、不平等的、人压迫人的“奴隶道德”。陈独秀认为：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由此产生的忠、孝、节等道德都是不平等的“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婆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种种人压迫人的现象因而发生。”吴虞从分析孝、悌等伦理规范入手，揭示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治之间的关系，说明儒学伦理“专为君亲长上而设”，目的在要人们“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他说：“麻木不仁的礼教，数千年来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鲁迅则通过“狂人”之口，以形象的文学语言说明中国历史一面充塞“仁义道德”的说教，一面充塞着血淋淋的“吃人”现象的残酷现实。吴虞盛赞鲁迅的这一发现，说是“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吃人、杀人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