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近代中国(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6 00:00 来源：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杨天石 查看：
三、孔子之道不适用于现代生活。陈独秀认为：宇宙间一切物质、精神，无时不在变迁进化之途。一定的学说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社会变迁了，学说也应随之变迁。他说：现代社会以经济为命脉，盛行个人独立主义，经济上财产独立，伦理上个人人格独立，崇尚自由平等，而儒学则以纲常阶级等级为教，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坚决反对在民国宪法上载入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类字眼。在当时，他们尤其着重指出，专制与自由不相容，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势不两立。吴虞说：“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陈独秀则斩钉截铁地表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主张尊孔，势必立君”，“势必复辟”。李大钊在“五四”前就认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遗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五四”后，他又对此作了深层分析，说明孔学是“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他说：不但中国，就是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组织和中国大体相似，也受了孔门伦理的影响不少。”他并进一步指出，西洋的工业经济打进东方以后，孔子的学说就根本动摇了。
四、孔门缺少民主学风，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阻碍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易白消认为：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陈独秀认为：九流百家，无非国粹，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不仅遮盖了其他各家的光辉，而且窒息人们的聪明才智，摧残创造活力和独立思考精神，为害较之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主义还要厉害。李大钊认为：自孟子辟杨、墨之后，儒学形成了一种排拒异说的作风，自以为包揽天下的一切真理，完全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指斥别人为“淫词邪说”。他说：“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词之中也。”易白沙、陈独秀都指出：“人间万事，以竞争而兴，专占而萎败，即以孔学本身而论，独尊的结果是失去竞争、辩难的对象，必然日形衰败。据此，陈独秀等声称：“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
五四时期，陈独秀诸人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大体如上。经过“五四”，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树立起来的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遂轰然倒坍。
真理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任何人、任何学派对真理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局部的，以为一个人、一个学派可以穷尽全部真理，以为在这个人、这个学派的思想学说中不包含任何谬误，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域，并以之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是一种可笑的幻想和迷信。“五四”时期陈独秀诸人批判这种迷信，推倒了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不仅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而且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是深远的。
应该指出的是，陈独秀等人并不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尤其不否定孔子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一个人，一个学派在当时当地的作用和它在后世的作用常常有所不同。前者可以称为当时价值，后者可以称为后世价值。由于时代、地域和传述者的情况不同，一个人、一个学派的后世价值是复杂多变的。陈独秀等人，包括最偏激的钱玄同在内，都一致认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他们所否定的主要是孔子的后世价值，特别是它在20世纪初年中国的现实价值。陈独秀说：“吾人讨论学术，尚论古人，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E非谓其于当时之社会毫无价值也。”20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任何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康有为、袁世凯们却力图利用尊孔维护旧道德、旧文化，复辟封建专制主义，这自然不能不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击，所以陈独秀又说：“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显然，“五四”时期的非儒反孔思潮乃是一场从属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严格的科学讨论。它不可能是全面的、辩证的、充分的，而必然带有片面、绝对和情绪化的特征。这表现在谈孔子和儒学的当时价值少，谈现实价值多；谈积极面少，谈消极面多；谈教育学、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少，谈政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缺陷多。至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孔学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凝聚剂，在高度工业化之后，如何利用孔学作为现代文明弊病的救正剂，这些问题，更非“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所能想见。
在世界文化史上，儒学是一个博大、深刻、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思想体系。李大钊曾经说过：“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但是，“五四”时期的人们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历史地、科学地、全面地评价孔子和儒学，探讨它的当时价值和在今天的现实价值，评估它的未来价值，这是当代中国人的任务，也是一切关心儒学命运的人们的共同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许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