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俄为师”的一些问题(3)

　　虽然孙中山由于被党内纷争所困扰以及对国民党员不能振作感到失望，在气头上说过抛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话；但他当然不会真的这样做，也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孙中山、国民党名义发布的各种宣言性的文件，都强调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孙中山制定的理论的主导性。他还多次表示过，中国革命也给予俄国积极的影响。在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就认为“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28〕他一再称苏俄的革命与三民主义暗相符合。〔29〕1924年1月3日，临时中央执委会复三藩市总支部陈耀垣的信甚至说：“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30〕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这样的说法，恐怕主要是为了消除华侨对国民党改组的疑虑的一种宣传，在俄国方面大概难以找出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贯彻党的政策，这样说后人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了孙中山对自己理论体系的高度自信，反映了他完全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学习俄国经验的。

　　在公开的言论中，孙中山把苏俄革命说得近于极端完美。但是，他对苏俄的认识也并不是那么单纯和天真的。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共产党人，怀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的支持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是，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支持孙中山，确实也有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有时甚至有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苏联驻华代表团顾问达夫谦曾告诉马林：“国民党必须明白，我们不可能违背我们的利益去支持它。”〔31〕苏俄在第一次对华宣言立场上的后退，孙中山对此不可能没有想法。在确立联俄政策之初，孙中山已感受到同苏俄打交道时“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32〕1922年底，孙中山得到苏俄将以武力占据中东铁路的消息，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消息并非毫无根据。孙中山特地写信给列宁，表示自己的忧虑，并警告说，苏俄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沙皇主义的明证，……我的人民会把这个行动看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33〕1923年蒋中正率领代表团访俄时，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居高临下的教训姿态，特别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独立，使蒋中正甚为不快。〔34〕这些情况，孙中山事后一定会得到报告。对苏俄的情况，孙中山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日渐获得更全面、更符合实际的了解。然而，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35〕苏俄同中国有共同的敌人，因此，苏俄支持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符合两国根本的利益。而且，相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苏俄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革命力量要友好得多。俄国革命的经验，比起其它国家的经验更符合中国的需要。孙中山说过，“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36〕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姑勿论孙中山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事情的本质在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恰恰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的政治革命，因此，同俄国联合，向俄国学习，可说是孙中山当时唯一可行和正确的选择。

　　不过，苏俄革命经验本身是一个整体，正是因为列宁在苏俄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党，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为革命的目标并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苏俄的共产党特别有组织力和战斗力，党员也特别有奋斗牺牲的精神。如果脱离了革命理论去学习革命的方法，那就难免产生隔膜。例如，尽管中国与俄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但是，如果不承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制定满足工农群众经济要求的政策，那么，想要像苏俄革命那样深入发动工农群众恐怕是难以做到的，原来的国民党员就是如此，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比较善于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吸收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是使国民党能真正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据宋庆龄说，孙中山“劝告国民党中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37〕从孙中山对胡汉民、汪精卫的评价，可以反映出，孙中山对依靠国民党原来的系统和原有的老党员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尽管孙中山在感情上和实际上都不能不继续重用这些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志，但他也让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适应开创新局面的需要。

　　孙中山珍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说过主义是不可变更的这类的话，但是，他正视现实，与时俱进，他的思想不断进步，他的理论体系也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使苏俄的若干革命经验在孙中山原有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体现。现在我们都知道，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提供了蓝本，但决议关于三民主义新解释的内容被写进国民党一大宣言，其重要的前提是孙中山本人的首肯。〔38〕在宣言被通过后，他号召全党“须依宣言而进行”，“把妥协调和手段一概打消”，彻底完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倒军阀的革命，他本人也在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决心。〔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