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俄为师”的一些问题(4)

　　对学习苏俄具体的经验，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在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某些思考的过程和思想的发展。孙中山在很早就了解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鲍罗廷来到广州之后，曾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孙中山采纳苏俄的方法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孙中山并没有接受。但是，他对土地问题的观点，因学习苏俄的经验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而有所变化发展。1924年7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没有提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强调农民要与政府联络，结成团体，他还特意提醒农民不要过早进行反抗地主、商人的活动。〔40〕在8月初所作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他在演讲中所谈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仍是多年前已经说过的自报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等办法。〔41〕这种办法当然不可能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廖仲恺和一位共产党员F讨论过中国的农民问题。孙在谈话中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承认国民党“不能与农民成功地接触”；他表示，将要“把迄今在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转交给农民”，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以后“才能对土地问题实行急进的解决办法”。孙在回答F关于可否在香山实行没收大地主土地这个问题时表示，只要有半年充分的组织准备，就可以转而实行土地改革。〔42〕到了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中，公开宣布要仿效俄国的办法，“让耕者有其田”。在讲话中孙中山提到了中国农民在“小地主”的剥削下，比当年俄国的农奴更痛苦。尽管孙中山仍不赞成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而且表示希望找到“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方法；但也设想必须改变农民在分配中的不公平地位，按地价抽以重税，地主不纳税就要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43〕从孙中山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对苏俄的经验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后人可以看成是孙中山思想的某种局限，但也包含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考虑。他并不否认苏俄式的把地主土地转交给农民的正义性，只是认为马上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有变化的，对苏俄的经验是从有较多保留到有较多的肯定，并表示要接受其原则加以仿效。如果我们把他这几次演讲、谈话同当时因商团事变而造成的局势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可以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促使孙中山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他既想学习苏俄的经验，又希望找到调和农民和地主利益的解决办法，在当时的中国是不现实的，在他有生之年，他也未能找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通过对孙中山有关言论的考察，我们对他“以俄为师”的思考和实践过程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孙中山的眼光要比一般国民党人远大得多，胸襟也宽广得多，他是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去看待对俄关系的。所以，他的目光不会停留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就算他对苏俄的理论、政策有过这样那样的看法，他仍毅然决定联俄，并且尽一切努力学习苏俄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才得以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2〕〔21〕〔26〕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187、195、200页；第365页。

　　〔3〕　《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台北，1978年版，第1371～1372页。

　　〔4〕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24～328页。

　　〔5〕　陈福霖、余炎光著《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267页。

　　〔6〕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

　　〔7〕〔8〕〔30〕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219页；第1221～1222页；第1148～1149页。

　　〔9〕　陈旭麓、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7～878页。

　　〔10〕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版，第327～328页。

　　〔11〕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29日。

　　〔12〕〔13〕〔15〕〔20〕〔22〕〔33〕〔34〕〔42〕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14〕　《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17〕〔18〕〔19〕　《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第47～50、62页；卷2，第104页。

　　〔23〕　参看孙中山在1923年10月15日、10月16日（各种全集误系于10月10日）、11月11日（廖仲恺代致之训辞）、11月25日、12月2日、12月9日、12月30日、1924年1月14日、1月20日、1月23日、1月25日、1月30日、2月23日、4月4日、5月1日、6月6日等日的演说。

　　〔24〕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25〕〔36〕〔39〕〔4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27〕　对此，中外都有学者在论著中提及。

　　〔28〕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29〕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第9卷，第103、505、671等页。

　　〔31〕　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32〕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6页。

　　〔35〕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9页。

　　〔37〕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38〕　参看李吉奎《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孙中山研究论丛》第2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出版；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40〕〔43〕《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0～467、554～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