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2)

　　在广东的某些地区（如珠三角，尤其是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本来士绅就人数较多、势力较大，公局为中下层士绅提供了分享权力、扬名桑梓的机会以及收入稳定的职位（局绅多有月薪、车马费等）。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首先有利于士绅：加上入局办事对局绅的家庭、宗族和个人都会带来利益。因此，公局这种非法定的权力机构也获得士绅的广泛支持。

　　各地公局都在地方官管理之下，州县官发给“局戳”作为公局行使权力的凭证，下“谕单”任免局绅。在珠三角几个县，知县的属官巡检直接负责管辖各公局。1901年，南海县沙头乡局绅莫汝桢等18人“盖用局戳，联名赴县禀保”著匪崔亚炽，南海知县“以该绅等力保著匪，通详各宪，将各局绅概行斥退，另选公正绅士接办局务，并详请奏革功名”。12可见，知县有权把全局局绅“概行斥退”，但必须向上司报告。局绅的遴选，都是在各级地方官员管辖下进行的：不过，各乡各族会通过某种方式，选出局绅的候选人。1910年3月，广州河南各乡绅耆在南洲书院选举局绅，结果是得12票2人，得5票1人，得4票1人，得3票1人，得1票2人“其余各乡选举票均书‘从众取决’”。得，4票以上的3人为“正取”，其余4人为“备取”。13这次选举以每乡一票进行，所有候选人得票率都很低，而多数乡没有自己的意见。所谓“正取”、“备取”，说明选举以后还要官府裁定。

　　从《续修南海县志》等方志的人物传记来看，任县以下公局局绅者多为贡、举、生员，出身进士或任过较高官职的高级士绅很少见。士绅有时可以在自己的家乡之外的公局当局绅。公局与宗族通常密不可分，番禺县沙湾仁让公局的局绅，同时也是何姓宗族树本堂的族绅。14（P433～435）由于宗族的矛盾，有时同一地点还会成立不同宗族控制的公局。如同治年间广宁县妙村陈姓、谢姓“不协”，知县谕令该地建立公局，结果两姓各建立了一个。8（第5册，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局在实际运作中无疑必须同宗族配合。

　　时人说“计一乡局之设局绅数人，局勇十人廿人不等。局绅薪水需费，局勇口粮需费，年中支销，极少亦须筹备的款千余金。”15局费的筹措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例如，顺德县的东海护沙局和各乡镇的公局，经费来源就有按亩抽费、沙骨、鸭埠、铺捐、行捐、各乡分认、庙宇收入、茧捐、桑花捐、筑堤羡余、会廉银、族尝拨款、约租收入、仓田会借拨、匪乡花红、圩场秤用等名目。7（卷3，建置略二）各种罚款通常会拨充局费，有的公局甚至打算“开设铺票（一种赌博），抽款充公”。16局费的征收、保管、开支，制造了大量谋取私利的机会。

　　二、晚清广东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清末民初番禺县沙湾《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收录了52件文件，其中明确注明属于公局的有12件，有些没有落款的文件，从内容看应该也是属于公局的。这些文件涉及的事项包括：禁铁匠造剑仔、禁赌博、禁止藉查烟抢劫、通知领取烟牌、禁米店抬价、解劫匪、组织蚕业公司、暂停收谷、增加练勇自保、试演土炮、请委任团练团长、请领团防枪械等：从文件反映出，清末民初仁让公局拥有的武装力量（不包括在沙田区的护沙队）有陆勇130名、水勇70名、义勇队108名，武器有毛瑟单响枪50杆、毛瑟抬枪30杆、长杆十响无烟枪70杆、土枪50杆、土抬枪40杆。14（P433～435）从仁让局的例子，可知公局拥有武装，有权处理本乡的公共事务，有稽查权、缉捕权，还可以通过订立乡规或“奉谕告示”等形式有一定立法权，其主要权责在维护治安方面。

　　公局尚有一项重要的权责是“攻匪保良”（指证、揭发盗匪，担保、保释良民）。1906年岑春煊在通饬各属办理会匪札文中称“攻匪保良，系局绅专责。且又耳目切近，平空拿送事所必无。此等匪徒诡计多端，既无飘布可据，到案狡展又属惯技，若有局绅具结而仍不办，是永无惩办之日”：要求“以后各局拿获会匪，或据局、族绅耆捆送，无论有无起获飘布，务须悉心研讯，核其情罪之轻重，照章分别禀办。倘畏罪狡赖，始终坚不认供，亦即取具局绅‘如诬反坐’甘结，即行禀请惩办”。17公局本有缉捕、审讯权，岑春煊规定只要局绅坚持“指攻”，即使疑犯没有口供也可以惩办，这样，局绅实际上也就掌握了一乡居民的生杀大权。

　　公局是乡民首先报案的机构。如1901年秋，广州城郊西村接到盗匪的打单信“即投知乡局，商议是事如何办法”。18每逢有重大治安事件，乡局都会及时向官府报告。1904年，香山盗匪200余人，在离县城几里外的乡村“高树旗帜，大书拿擒仑革命军字样，向各处勒收行水、掳掠”，居民先报告隆都局“由隆都局飞报地方文武请兵围，捕”。19　1911年4月28日，陆领等人为响应黄花岗起义（他们不知道起义已经失败），在顺德县乐从圩起事，当时“即将该圩各绅拘住”，但次日即有乐从圩局绅刘济川和附近水藤局的局绅到县衙门报告。20，21局绅往往还会越级向上报告，甚至直接报告督抚。

　　公局通常以奉谕告示的形式，发布带强制性的命令，但往往会夸大、曲解官府的指示。1910年冬，番禺沙湾仁让局发布告示禁止铁匠打造“剑仔”，开头即称“近有剑仔会出现，迭奉大宪出示严禁，犯者斩决”。22（编号2）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大宪”告示。清末广东会党人数众多，民间武器泛滥，官府总不能把有剑仔的人都处死刑，估计是仁让局为了严禁而故意张大其词。1894年，香山县属恭谷两都局绅“遍布公启，托言奉有宪谕，严禁米谷出洋，如有商贩载运，拿获究办”。23从这则报道的口气来看，局绅是否真有“宪谕”也是值得怀疑的。官府有时还把公局作为执行政令的一级机构。如1895冬，广东的督抚为防止盗匪利用迎神赛会抢劫滋事“特札饬广州府周太守谕令顺，德县暨局绅等：凡各处乡落一概禁止演戏，大良城外所有外来船舶不得湾泊入涌”。241904年8月，广州城船户抗捐罢驶，但“各乡局均竭力调停，不许渡船随声附和”，故各地到广州的水路交通仍能维持。25显然，各地乡局执行了官府的命令，避免了罢驶事件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