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孙中山研究的深化和拓展(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团结》杂志2011年第2期 作者：张磊 张苹 查看：
严格说来，真正系统地研究孙中山思想和他的实践，显然始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此之前，曾有数量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著述。国民党方面的不少有关出版物，则多为宣传品。1950年代，大陆的学者们力求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从事研究。他们把孙中山的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认真收集和整理资料，对他的三民主义、哲学思想、革命实践和主要业绩进行了研究，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论断，纠正了先前论著中的不少偏颇和舛误，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改革开放以来，孙中山研究进入空前的繁荣阶段30多年来举行过数十次研讨会，规模较大的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研讨会”等。
21世纪初，又举行过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此期间，台、港、澳和日本、美国也多次召开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讨论会。至于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堪称空前。相继出版的有《孙中山全集》、《孙中山文粹》、《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研究丛书》（十部）、 《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孙中山论》、《孙中山辞典》、《纪念孙中山先生》（图录）等。粗略估计，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图录和工具书约300余种，论文约2000余篇。研究机关和学会纷纷成立，计有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两个孙中山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的孙中山研究中心等。孙中山研究会为数更多，分别为全国性、地方性和民主党派组建，日本、美国和台、港、澳地区，亦有类似学术团体。以上所列，不过荦荦大端。在此期间，台湾的学者们也取得了丰硕的相关成果。
然而，近十余年来，孙中山研究的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思。概括说来，部分成果的质量实难令人满意。重复乃至低水平重复的论文，时有所见。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学风、文风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丰硕，创新的起点颇高，致使有些从业者知难而退，另觅捷径，乃至选求十分琐细和怪诞的题目。先前的辉煌有所减色，应当引起深思。
二
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应当首先着眼于理论、方法论的进一步完善。为了更科学地反映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力避僵化、偏颇、绝对化和简单化，采取改革和开放的态度，吸取新的理论、方法论的积极因素，关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以丰富和发展先前所持的理论、方法论。
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唯物史观无疑能够使研究者综览事物的全貌，纵观事物的过程，把握现象的本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确认个人与群体的作用。但是，还必须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助于深刻而全面反映历史的理论、方法论中的成分。唯物史观本身即是开放和发展的，而愈益复杂剧变的社会也需要与之相应的理论、方法论。
孙中山研究，亦复如此。理论、方法论的运用，存在着不足和缺陷：离开了历史条件去苛求或溢美孙中山活动的倾向，在近年来有所发展；侧重于他的政治方面的研讨，忽略了其他方面——如经济建设理念与方案、文化思想等——的探究；关于三民主义的研究较少触及理论部分（如民族的界说、自由观、平等观、生产要素论、价值观等），对政体的构想和方案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孤立地论述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其从属的社会阶段和凭借的历史舞台浅尝辄止；缺乏比较研究，难以清晰显示他对于先驱者的扬弃和较之同代革命党人的优长；仅只把他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他的独特心态和性格。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理论和比较方法、计算方法、计量方法、系统方法等等，以便更为准确、全面地展示出他的真正形象。归根结底，历史科学不是史科的排比。只有在充分的、真实的、典型的、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综合，作出中肯的评价，引申出不同层次、领域的规律和论断，史学才能成为科学。
三
认真探究孙中山与同他相关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把握它的文化取向，是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的重要途径。
杰出人物总是与多种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联系，并成为一定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代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跨越了两个世纪，贯穿了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加以长期流亡域外，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因此，与孙中山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必然是繁复的——涉及范围广泛，内涵堪称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