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孙中山研究的深化和拓展(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团结》杂志2011年第2期 作者：张磊 张苹 查看：
毫无疑问，孙中山与当代西方思潮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还在少年时代就已走向世界，受过欧式的教育，从西方充分吸取了民主主义，其机遇和作为在那个时代确是罕见和难能可贵的。必须深入研究他与“西学”的关系：接受了哪些理论，拒斥了什么观念；经由何种渠道获取，涉及了哪类学派；如何把引进思潮与国情及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熔铸自己的思想体系；“西学”在他的理论中占有什么地位，起着哪些作用。孙中山与社会主义思潮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他曾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融通起来。他在青年时代就接触了社会主义，并对各种流派作过评价。应当进一步研究与之有关的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改良主义的认识；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民生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异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阐明上述有关问题，大有裨益于把握孙中山思想的实质。应当指出：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的必然文化取向。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滞后，难以及时产生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鲁迅把这种作为譬喻为普罗米修司的窃取天火。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特别是长期居于官方哲学的儒家文化的关系，仍需进行深入研究。1994年1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杭州举行的“孙逸仙思想与儒家人文精神研讨会”和2010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学术研究会”，即为明证。大部分学者确认孙中山思想决非全盘西化的产物，他的理论中蕴含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人本主义等）。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潮，总是兼具时代精神和民族形式。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但有待探讨的问题甚多，诸如：他是儒学的继承者，抑或是孔孟之道的离异者？如果认为他曾经离异，那么晚年是否回归？他有否“儒学情结”？传统文化在他的理论中居于什么地位？他从传统文化中主要接受了哪些成分……这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
孙中山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运动，关系匪浅。他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十分重视，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洋务运动曾经一度吸引了他的注意，但很快就察知其浅陋和局囿。维新运动给予他以深刻影响，他却迅速突破了君主立宪的藩篱。可以断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有着互动。在其晚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尤为重要。此外，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也与他早有联系。还在20世纪初，他曾经访问过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总部，后来他与共产国际和苏俄——苏联有过合作，从国共两党延伸到国际范围，这类课题的研究确实比较薄弱，亟待加强。四
孙中山是一位真正的巨人，他的理论与实践极为丰富。他多次环行世界，懂得几种外国语言。他制订了现实主义的政纲，又糅合以美好的梦想。他思索着古老的哲学命题，又亲历戎行指挥作战。他身处经济极其拮据的困境，却构想着宏伟的建设蓝图。他在历史潮流面前从不止步，而是与时俱进。他经历过胜利的欢欣和“槁木死灰”般的心境，但总是毅然前行。因之，对孙中山的研究必须充分反映这种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实况。
关于孙中山思想研究的著述甚多，然而在是否以三民主义为框架的基本问题上都有异议。应当深究他的多元的思想源流，剖析他的思想熔铸过程及其曲折性，阐明他的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就民族主义而言，从反满口号到明确的反帝主张，历30年方始达成，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原则，最少经过三次变易。民权主义中有关政体的擘划——革命程序论、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全民政治论、地方自治论和五权宪法论，都需认真研究。甚至被孙中山自称为“味同嚼蜡”的《民权初步》一书，也应从关于会议通则的论述中发现民主启蒙意义。民生主义应以探究土地和资本为核心，而其精髓无疑在于对近代化的、社会化的大生产的肯定。他没有如民粹派那样在资本主义面前表现出伤感和恐惧，并且力求避免垄断所带来的社会溃疡。他的土地纲领是复杂的，但却是组成近代化方案的必要部分。他探究过区域经济的相关问题，颇有助益于物质建设。他的开放观念和实业化的具体构思，亦含有科学的积极因素。文化思想中的许多问题，如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的交互关系、中西文化的融合及西化与国情，以及军事、外交、教育和科技思想等亦应更加重视。
对于孙中山的实践活动，应作全方位的研究。他担任政党领袖——从兴中会到中国国民党——垂30年。他与许多国家有着联系和交往。他几乎终生从事革命事业。他为制订经济计划而多方勘察思考。要之，关于他的实践活动的研究必须兼有宏观与微观角度。
孙中山研究有待深化和拓展，我们没有理由自满，更不能停顿懈怠。愿以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为契机，推进相关研究工作，群策群力，增创辉煌。
（本文原载于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本刊略有文字删改。张磊，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张苹，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