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2)

　　基于上述认识，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③因此，在战略上，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④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转而支持地方实力派，企图在中国建立所谓“华北国”、“华南国”、“蒙古国”，蒋介石也相应地改变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转而“为和平之最大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包括国民党内部，都有一部分人主张对日本“绝交宣战”，蒋介石认为，在内无准备的情况下，绝交是危险的做法。①在此后的几年内，他尽力维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几度想将这种关系向前推进，企图以此来消除交战危险，在两国间谋取和平。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说明中日两国犹如“唇齿辅车”，要求日方悬崖勒马，及此回头，和中国友好。1935年2月，蒋介石派王宠惠访问东京，以私人身份向广田外相传递“善邻”希望，要求日方解决东北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维持两国间的真正友谊。同年6月，发布《睦邻敦交令》，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发表抗日言论。9月，又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广田交涉，提出基本原则三项，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正常轨道，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今后一切事件。11月19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外关系报告，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他表示：“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②

　　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反映出他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有其幻想的一面，同时，也是一种策略手段。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对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如1932年6月16日日记云：“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③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④同年10月，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期间，蒋介石与何应钦讨论对日交涉时，曾明确表示：“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①显然，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以便做好应战准备的目的。

中日间的差距是事实，战争需要准备也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战斗也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

　　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于灭亡吴国的故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②此后，他的日记中多见有关记载。1934年1月30日，蒋介石会见日本武官铃木美通，日记云：“其藐视之意，溢于眉目，非卧薪尝胆，何以复国？”史载：越军战败，勾践被围时，范蠡曾对勾践说：“节事者以地，卑词厚礼以遗之。”③蒋介石特别将这两句话抄在日记里。对“节事者以地”这句话，前人的解释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蒋介石特别欣赏这一解释，也将它同时抄下。④又，史载：勾践作为俘虏入吴后，系犊鼻（围裙），戴樵头（粗布头巾），为吴王夫差养马，“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在吴王夫差生病时，勾践为了取悦夫差，表示忠心，竟饮其尿，尝其粪。①对此，蒋介石极为欣赏，在日记中写道：“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②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主张“欲取先予”。这一策略思想也为蒋介石所欣赏。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保吾国。”话说得虽含蓄，但意思很清楚。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爱”什么，可以隐约地答应，同月20日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显然，目前的“与”并不是永远的舍弃，而是为了未来的“取”；一时的让步只是为了最终的“雪耻”。

　　中国古代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一类思想也为蒋介石所采纳。1934年4月23日日记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山西，阎锡山向他建议，对日不必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对于阎锡山的这番话，蒋介石在日记中评论说：“此其专重黄老之说也。”蒋介石虽没有接受阎锡山放弃准备武力的意见，但是却部分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当日日记云：“如何与倭寇避免正面冲突，使其无法可施耶？”此后几天的日记内，即有“对倭暂睦”的记载。他准备派何应钦赴日，甚至有过自身“暂时退隐”的考虑。③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地写下了对日“应取缓和”的字样。

　　基于以上思想，蒋介石主张对日“忍耐”，甚至进一步主张“忍辱”。如：1933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1934年4月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以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检阅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和有关文献，可以发现，类似的词语比比皆是。蒋介石经常提醒自己：“当为最大之忍耐”，要能“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