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3)

　　在忍辱哲学的指导下，日军占据东三省，他忍了；进攻上海和山海关等长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撤离平津、河北，以至成立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离倾向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也忍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在这方面，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耐力。这不能不和勾践的影响有关。

　　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则是在国家尚在，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但是，也应该指出：有两种忍辱。一种是为了苟且偷安，另一种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反攻。蒋介石的忍辱显然属于后一种。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30年代亦然。蒋氏1934年5月11日日记云：“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受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于此不难看出近百年来民族灾难对他的影响。蒋介石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之间不仅有公仇，而且有私恨。1928年在济南发生的“五三惨案”使他常存刻骨铭心之痛。日记曾云：“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①

　　从蒋氏日记可见，他时常勉励自己，奋发努力，洗雪百年来的民族耻辱。1933年1月4日日记云：“自今日起，每日记雪耻一则，总使倭寇敉平，国耻湔雪也。”1934年5月11日日记云：“中正负此传统之污辱与重任，岂仅以本人不签丧辱条约而得了乎！如何洗雪，勉之！”为此，他有过率领中华健儿与日本侵略者长期周旋，在十年之内恢复东北失地的想法。②也有过收复台湾等地，“恢复汉唐固有领土”的念头。③1935年8月，他曾估计，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当在十年之内”。④

　　在某些时候，蒋介石甚至主张，利用矛盾，助长日本军阀的骄横气焰，使其孤立。1933年1月19日日记云：“倭寇之弱点安在？彼军阀对国际与国内皆为所厌恶。今养成其骄横，使无忌惮。”次年5月5日日记云：对倭则“张其骄焰，多其外敌”。某次，他接见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对其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感到难以忍受，日记云：“骄者必败，敌寇之骄，即吾人之胜，何愤激之为哉！”⑤这里，虽然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也显示出他对“物极必反”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的理解。

　　蒋介石也曾考虑过利用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日记云：“此后更应注重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之胜败谁属，当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⑥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这一策略尚未形成。

　　无可讳言，“九一八”至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是“妥协外交”，但是，这是一种暂时的“雌伏”，目的是为了他日的“雄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①这和献媚外敌，一味屈膝投降并不相同。

　　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

　　1933年3月，蒋介石在保定接见胡适，表示战无胜利把握，交涉不会有效，要胡适“想想外交的问题”。蒋的这一意见，并非出于偶然的灵感，而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既定方针。从那个时期以后，外交运用在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中即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以夷制夷”是中国的老传统。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之后，外交上转向英美，将苏俄看成敌人。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两国外交关系中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华，得寸进尺。这样，尽管蒋介石仍将苏俄视为中国的“最后、最大之敌”，但已不得不优先处理对日问题。②1934年2月11日日记云：“外交先日后俄。”这说明，在蒋介石此时的心目中，对日，比对苏更为紧迫。此后，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改善。

　　蒋介石将和苏联邦交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1932年12月，颜惠庆受命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决定恢复邦交。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③1933年1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打击，而将“对俄复交”视之为“第一打击”，可见，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外交运用较军事布置更加重要。①

　　20世纪三十以至四十年代，“北进攻苏”一直是日本军方的重要方略。蒋介石总结20世纪初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俄国惨败的经验，幻想在第二次日俄战争中苏联人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本及其在我国东北的基地。1934年4月，他和汪精卫、黄郛研究形势时曾说：

　　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致，则一年之后，俄必先取攻势，以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不退贝嘉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以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坐以待倭也。②

　　基于对日苏必战的估计，蒋介石希望利用苏俄的力量制衡日本。同年1月4日日记云：

　　倭寇既得伪满，其意本足，惟惧大战将起，恐我乘势报复，故急欲强我屈服为与国，共防苏俄，而其又惧苏俄报复，与我联合，故更求急进，使制服我也。敌之所畏惧者，即我之所最上者；敌之所欲急者，即我之所欲缓也。

　　“敌之所畏惧者”，指的是中苏联合“；敌之所欲急者”，指的是日本企图强迫中国结为与国。蒋介石企图以中苏联合抵御日本的压制。同年1月27日，蒋介石亲自会见苏联大使后，判断苏联有接近中国的愿望。①不久，蒋介石也相应决定“对俄则联络其感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