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4)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杨天石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虽和日军有过较量,但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

  蒋介石希望在日苏开战时,中国能保持中立,他最担心的是日本强迫中国卷入战争。卢沟桥事变前,日本曾多次以协助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诱饵,要求与中国建立“攻守同盟”,共同防苏。③蒋介石对此一度忧心忡忡。1934年9月12日日记云:“倭寇与俄开战时,是否敢强问我态度与不许我中立,是否其不顾列强与国联之联带关系而强我加入其东亚战线,此皆应研究明晰。”日记中,蒋介石设计过几种拒绝日方要求的理由,但特别注明:“切勿与之说明不能参战之情理。”④为了避免被日方强迫参战,蒋介石又决定对日实行谅解、和缓,从而促进日苏冲突。11月27日日记云:“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以促进倭俄之冲突。”蒋介石当时的目的是:既不得罪苏俄,又不得罪日本,让他们两方火拚,中国得免于难。

  1925年前后,蒋介石曾将英国看成头号敌人,日记中有大量与“英夷”不共戴天的誓言。其后,英国逐步从远东退却,对中国的威胁日渐减少,蒋介石遂决定联英,将联英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1934年1月12日日记云:“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之可能,则无成功之希望。”4月9日日记云:“如何乃能联英?”5月5日日记云:“对英则确切合作。”当年12月,蒋介石曾计划于次年去英国访问,并在考虑以“中英经济合作”,给予“商务特惠”作为和英国的“交换条件”。⑤

  对美国,蒋介石态度摇摆。最初曾寄以满怀希望。1932年11月9日日记云:“世界各国外交政策,有正义而不变者,唯美国而已。”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建筑在最重视民众舆论的基础上,准备唤起美国国民,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友爱之友邦”。①因此,有1933年派宋子文访美之举。宋子文先是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保障远东和平的声明,后是签订中美棉麦贷款,中美关系有所发展。但是,蒋介石仍然不很信任美国。1934年2月,传说美国将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虽认为无此可能,但他表示“美于国际信用实无价值”。这一时期,他和宋子文的关系恶化,因此,对宋的联美主张持批评态度,日记云:“子文信从欧美以制倭,而不能自强,抑何愚耶!”②同年3月25日,蒋氏在日记中指斥美国外交家“利己损人”,善于玩弄阴谋,提醒自己:“弱国如吾,能不察乎?”10月8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武官时,又当面“痛斥美国态度之不正”。③但是此后不久,蒋介石就逐渐改变其“重英轻美”观念,形成“联美制日”的策略,并且使之份量越来越重。11月27日日记云:“英美形势已联合对日,乃为中国存亡之转机。”同年底,蒋介石确定了“运用英美”的总原则,将它们视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加强了和德国的联系。1933年,孔祥熙、宋子文先后访德。1934年6月10日,蒋氏日记中有“催订德厂合同”的记载。当时,中国正计划与德方共建飞机制造厂,所谓催订合同,应指此事。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该项合同于同年9月签订。这一时期,德国军事顾问团积极介入中国的国防建设,参与制订国防计划大纲。④1937年5月,孔祥熙再次访德,购买军火,及时运回,得以满足几个月后的对日抗战需要。当时,苏联、美国、英国对中国的援助尚未开始,德国军火成了中国部队的重要补给来源。①

  蒋介石懂得: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在发展和各个国家的关系时,要坚持自主,用人而不为人用。②他分析当时国际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如能运用得当,以求生存,用人而不为人用,则未始无复兴之机”。③30年代,列强间正在形成新的组合,蒋介石相信:“假以时日,国际环境当有转机”,④“东方战争胜负之分,必在欧战决定之后,最后欧洲与世界必联合处置日军,以解决东方问题”。⑤证以后来的历史,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1934年,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订过一份《救国方略》,⑥分“安内”与“攘外”两部分,其“攘外”部分如下:攘外{联络美俄 厚交英意} 对日{以英制俄 先日后俄 以美制日}从上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日已经成了蒋介石外交策略的核心,也是其攘外的惟一内容。为了对日,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联络友邦,借以制衡日本。对此,日方曾一再表示不满和抗议。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声明:“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①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认为,中国企图“利用外国的影响来束缚日本的双手”,②于1935年10月,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③这些都说明,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外交策略打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痛处。

  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

  30年代,中国危机重重,蒋介石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尖锐、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共的“红色割据”。蒋介石在二者之间,常常感到焦头烂额,应付为难。1931年秋,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部分军队抽调北上,“围歼之功,亏于一篑”,使蒋介石极感惋惜。④此外,还有各地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如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华北冯玉祥,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杨虎城,西北孙殿英,新疆盛世才等,都使蒋介石悬心吊胆,难以安枕。⑤怎样处理安内和攘外的关系,尖锐地摆到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前。

  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订的《救国方略》。蒋介石的“安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三方面:(1)以武力剿灭中共。这是蒋介石的兴奋中心,所以列了“信赏必罚”等四条措施,期于收到实效。(2)组成汉、满、蒙、回、藏五族联邦。30年代,中国边疆处于多事之秋。东北溥仪“称帝”,内蒙古德王勾结日本,新疆苏联渗透,西藏英国觊觎。这些使蒋介石感到,几年之后有可能“尽失边疆”。①因此,蒋介石有过“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组织五族联邦制度”的想法,也曾准备于十年内在满、蒙、藏等地进行“自治试验”。②(3)解决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实现国家统一。为此,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改良中央”、“建设东南”,在此基础上,对华北派“怀柔”,对两广派以武力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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