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文化对接的理论思考——兼谈新知识群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接,直接关乎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基本按照自身的个性和规律在曲折缓慢地向前发展，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呼啸东来，给中国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在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振兴的历史进程中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和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即“古今”的问题。由此，如何科学地处理“中西古今”的文化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核心。然而，“古今”问题显然是由“中西”问题引发的，由此可见，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关系，以及真正实现中西文化的合理对接，就对中国文化的再生，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全局意义。

        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再生的历史进程来看,异质文化的交流或对接是相当困难的，必须找到行之有效的对接点才可以顺利成为可能。一般来讲，中国母体文化和外来客体文化的对接，大致可分为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次只停留在狭义上的文化对文化的交融，基本不触及社会经济的变革，当然也不会产生与这种社会经济变革相衔接的新型知识群体。两汉之际佛教开始汇入中国文化和明清之际两百余年中西文化的交流，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的交流，由于没有经济社会的变动作支撑，只能局限于精神文化范围，而不会引发影响社会全局的带有本质上的社会转向。特别是像东西文化这样差异甚大的文化交流，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变革作基础,实质意义上的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流，由于有了像洋务运动那样的经济社会变革作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的变动来推进，就迅速突破了明清之际两百余年中西文化交流的一般格局，使西方文化大踏步地嫁接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仅仅一个多世纪就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中西文化对接。这可看做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个层次，即以经济社会变动为基础的文化交流。而经济社会的变动必然要催生反映其走向的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必然要产生善于融合中西文化的新的知识阶层。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特别是现代大学体制的完善以及大批留学生的派遣，新型知识群体就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直接推进着中西文化的融合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恰恰是这种合乎历史逻辑的演进发展，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接提升到了由知识群体充当核心媒介的更加深入的第三个层次。这第三个层次，大致可以看做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个带有核心意义的对接链。由此也可以断言，中西文化的对接点，是通过体现中西文化相融的新知识群体为轴心来逐步扩展和升华的。

二

        中西文化对接与融合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体现在知识系统的逐步异化、更新和最后产生包含诸多现代因素的新文化形态,即基本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知识来源、知识结构和核心价值追求的初步走向现代。因此，中西文化的对接必须体现在原有知识的现代化。近代涌现出的新型知识群体之所以能够充当中西文化对接的重要媒体，是因为他们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中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中的多数人尤其是领军人物学贯中西，掌握或基本掌握了现代的知识和本领，并在自己的工作和实践中重新找到了新的文化自我。也就是说，新知识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化追求和新的文化个性,新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去推进传统文化溢出传统,迈向现代。从这种意义上讲，知识的变迁对推进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和古代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至关重要。因为知识的特性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知识分子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属性，也会左右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命运，最后还将深层次地影响传统文化的走向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在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制约下，中国人面临着知识的全面更新。几千年来固有的知识资源和知识系统已经难以完成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知识的转换，所以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在艰难地改进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方法，以便开凿新的知识源流，寻求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和建造新的知识系统。其中，牵动全局的举措就是教育改革。在废除科举制度的进程中，创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堂，逐步确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 年轻一代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分布发生了本质变化。为了原原本本地去汲取欧美和日本的现代知识，亲身感受那里的社会文化，尤其为了培养高级人才，也同时启动了花费巨大的留学教育，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步伐越来越大。留学生因之慢慢变成新型知识群体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特殊阶层，举足轻重。之所以如此，和留学生亦中亦西、亦土亦洋，或曰中西兼通的文化构成有密切的关系。下面即以留学生为例，对其融合中西的新的知识结构以及以母体文化为根基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多方努力作简要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