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文化对接的理论思考——兼谈新知识群(2)

        除了早期的留美幼童之外，多数留学生出国时已二十岁左右，一般均受过较系统的中国文化教育，掌握了基本的中国文化知识，大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母体文化在其一生的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长期辐射效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留学生的这种文化身份特性，决定了他们在选择西方文化时，已经具有了一个前提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所以，他们只能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融合中西文化，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抛弃母体文化，再另起炉灶。即使是非常“西化”的中国留学生，像容闳那样一度都讲不好中文，像胡适、陈序经那样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他们身上的中国文化元素仍然处处可见，他们的基本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抹不掉中国文化特色。质言之，留学生的“洋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洋化，中国文化的根是不可能被彻底“化”掉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留学生毕竟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即使是到日本留学，也主要是学习日本化了的西学，西学或者说西方文化对中国留学生方方面面的感染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具体到每个留学生所接纳的西方文化程度不同，但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寻到西方文化的因子。即使像对西方文化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吴宓，他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美国文化的熏陶，其在主持清华国学院时所表现出来的管理理念和文化追求,西方文化的成分并不算少；被学术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当中的那些留学生，像冯友兰、汤用彤这些人，在留学时学到的西方的现代知识和研究方法，长久的作用在他们的学术研究当中。中国留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基本是中国式的西学，但毕竟还是凝结着西学的元素。留学生是西学和中学交融运会的新的文化产儿。他们的知识结构，从总的倾向上讲，是中西相间、土洋结合。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这样的新型知识最有展示的空间。原因很简单，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绝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沿着固有的传统路径走下去，必须融入世界，追赶世界潮流;但也不可能原原本本的照搬欧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时刻刻会起作用，中国特色是永远不可能抹掉的。新型的中国文化，只能是有“洋”有“土”的现代中的传统，传统中的现代。那些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又有广博的西学素养的新人，必然是社会和时代进步的宠儿。留学生中西兼通，当然就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成了推进社会文化更新的佼佼者，成了中西文化对接中无法替代的天然载体。

三

        无论是中西文化的对接和融合，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最终只能通过人来完成，也就是说只能经过国人一代又一代地去重新选择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并在逐步创新中来实现。这期间，国人的文化素质即文化水准、文化价值追求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封存在西方文明宝库里的西方文化，还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化，只是一种固有的存在，本身并不可能去显示或告诉后人何优何劣，何高何低，只能通过后人的重新选择，才能够重现其价值,重新展示其是否优劣。选择者如果优,自然使优秀文化再现；选择者如果劣，顺理成章地使劣质文化重新害人。故而，当代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决定着在选择西方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时的水平。因而，只有提高全民族的中西文化素养，提升其现代文化素质，才有可能达到中西文化的科学接轨，以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下面，仍以近代新知识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留学生为例，略析他们是如何通过特有的文化素养去比较理性地选择中西文化，推进中国新文化建设的。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中国是近代中国人的一项重大选择，尤其和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及后来的留俄生有相当大的关系。那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青年，力求融合中西文明，开始并不明白社会主义为何物，仅是幻想用法兰西式的民主制度来改造中国，但当他们接触了社会主义理论后，一批青年认定,它最合乎中国国情。这只要看一下蔡和森等人与毛泽东的通信便十分清楚了。显然，他们是立足中国传统，选择了合乎他们文化口味的西方文明衍生的社会主义。当留学生将这种理论介绍到中国之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在“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环时时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发光，从而为中国人接受一种新的信仰扎根立基。如今，虽然还不能清楚地划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比重，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密切联系，是大家公认的。那些留法勤工俭学生如蔡和森等人，留俄生如瞿秋白等人，留日生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其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中，都包含有中国古代的“公天下”、“大同”、“小康”的成分，甚至吸收了近代哲人梁启超、孙中山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评说。这些人是在融合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中国文化传统精华，在他们传播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得以再现。留美生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中也是如此。1914年，留美青年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在向国内介绍新型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中国古典科技史料和理论的整理及研究。他们从新的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方法去重新观察，提出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他们认真探研了中国古代的化学、冶金、陶瓷、地质、数学、天文、生物、医学、农业、植物学等学科的演变历史，对那些被传统士大夫束之高阁的珍贵史料，采用新方法去认真研究，有的写成了高水平的论文或专著。如中国化学史、数学史、天文气象学史、古代的陶瓷业、古代的金属化合物等，都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令人惊喜的是，他们不是像那些不懂专业的外行，只是为弘扬传统文化而弘扬传统文化，更不是像近代某些守旧文人根本不懂科学技术，为了面子，而去不着边际地宣传“西学源于中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