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

　　多年前，承黄遵宪的曾孙敬昌先生赐寄黄遵宪与日本谈判时亲拟的“苏州通商场章程”复印件一份，上有黄遵宪亲笔修改文字。从该件追溯谈判经过，可以反映出《马关条约》签订后，黄遵宪为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艰难努力。今略加考订，并阐述前后因果，来龙去脉。由于各事丛杂，有些资料，特别是日方档案，尚待继续搜寻。

　　一、章程文本

　　敬昌先生所赠文献全名《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共五条。

　　（一）中国允将苏州盘门外图中标明之地作为新开通商场。此通商场西界商务公司连界马路，北界运粮河河沿马路，东界水淥泾河沿马路，南界陆家桥小河，所画红色线以内作为日本人住居之界。

　　（二）此住居界内，任许日本人侨寓贸易，所有日本商民开设行栈，建造住宅，某商某人需地多少，自向业主随时租赁，中国官场许为襄助。

　　（三）此居住界内，除东西北以官路为界外，图中标明纵横交错中，有井沟各项之官路，系本国官道，留作该地方公用，不得租赁，以后遇有道路、桥渠一切地方公用之物，应行添□移改之处，日本人亦应让出。

　　（四）此居住界内应纳中国地租，另有定章；应纳地方税及巡捕费等项，随时由工务局、巡捕局设立章程，所有租税事务及管理事宜，除查照中国旧章酌定外，应兼用日本国横滨、神户、长崎各通商口岸现行章程商办。

　　（五）此居住界内日本人，照约应归日本人管理，如有无约之国及内地华人居住其中，自应由中国官管辖。

　　以上第四条末句中的“现行”二字，为黄遵宪亲笔，第五条全款为黄遵宪亲笔。右侧有黄遵宪批注：“此五条念廿八日交，作为第一〈案〉”等字。原件已漫漶，个别字无法辨认。

　　据黄敬昌先生函告，此件原藏其姊夫张佳恩处，后归黄敬昌先生保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澎湖，赔款军费2万万两以外，其第六条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专办苏州商埠谈判事宜。上述文献应是当时遗物。

　　二、广州、上海、宁波三种“租界”模式与张之洞、黄遵宪的选择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列强开放，设立通商口岸，有广州、上海与宁波三种模式。

　　广州模式的特点是由中国方面在通商口岸划出部分土地，交由洋人租用，华人不得杂居。在此区域内，列强有行政、司法、征税等权利，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系统之外，成为“国中之国”。上海模式除允许华人居住外，大致与广州相同。以上两种当时统称为“租界”。第三种是宁波模式。其特点是，虽仍划出部分土地由洋人租用，但各项权力均归中国自主，称为“通商场”。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日本派林董任驻华公使，其任务之一为商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指导日本领事在沙市、苏州等新开口岸建立租界，落实《马关条约》第六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日本侵略势力即将深入中国内地。为了尽量减少该款给中国“国家税厘，华民生计”带来的巨大冲击，同年六月，光绪皇帝命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四省总督“预筹善策”。同月十六日，光绪皇帝谕令李鸿章、王文韶二人为议约全权大臣，研究“补救”办法。在与日方谈判时“先持定见”，“力与磋磨”。上谕称：“凡此次所许利益，皆不使溢出泰西各国章程之外，庶可保我利权。谅该大臣等已将应议各条，熟思审处。李鸿章为原定新约之人，尤当惩前毖后，力图补救。总期争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益。”[1]（卷116，P18-19）

　　同年七月九日，张之洞向光绪皇帝提出十九条补救办法，要求在新增的通商口岸采取“宁波模式”。内称：“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募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出资募人办理。中国官须力任诸事，必为妥办，不准日本人自设巡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1]（卷117，P7）八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受张之洞的意见，通知各有关地区督抚：“日本将派送上海领事往苏、杭、沙市等处选择租界，宜预为筹画，照宁波通商章程最妥。”[2]（卷148，P8-9）九月五日，张之洞又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明广州模式与宁波模式的差异。电称：“查租界洋文有二义，一曰宽塞甚（Concession），译其文义曰让与之地，乃全段由官租给，统归外国管辖之租界，华人不得杂居。”“一曰塞特门特（Settlement），译其文义曰居住之地，乃口岸之内，限定地界，准洋人自向民间租买地基建房居住，桥梁道路仍归中国管辖之租界。华洋可以杂居，官可自设公堂，拿犯断案，此则只可名为通商场，如宁波口岸是也。”[3]（《致总署》，卷148，P11-12）张之洞特别提出：“二者大有区别，中国统名之曰租界，易于相混。内地必照宁波通商场办法，方能相安。”他表示，在日本人到苏州开议时，当命派出人员“与之磋磨”。此后，张之洞又调查日本向西方开放情况，说明日本在本国境内的“租界”，“凡土地乃系日本政府所辖，是以街市、道路并码头，皆应归日本政府常行修理”。[4]（P卷150，P16）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黄遵宪所拟《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采取的是宁波模式，并且参考了日本横滨、神户、长崎等地的“租界”经验。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日，黄遵宪致朱之榛（竹实）函云：

　　国势如此，空言何补！弟辈惟自尽人力，以冀少救时艰，毁誉得失，不必论也。去年奉旨垂询补救新约，弟有上香帅条陈十条，虽不免策士蹈空之习，然比之今之论时务者，犹觉卑近而易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