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2)

　　“去年”，指光绪二十一年；“奉置垂询补救新约”，指上述光绪皇帝征求补救《马关条约》第六款的有关上谕。当时，刘坤一因在甲午战争中调往前线，指挥军队与日军作战，尚未回本任，两江总督一职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黄遵宪由于主持江宁洋务局，成为张之洞的下属。据黄遵宪此函，可知光绪皇帝有关上谕发布后，黄遵宪曾向张之洞提出十条补救意见。

　　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黄遵宪致梁鼎芬函云：

　　内地通商一事，昨上广雅尚书一函，详陈其利害，此事惟广雅能主持之，将来或在金陵会议。宪归自海外，碌碌无所短长，或藉此一端，少报知遇也。[6]

　　据此函可知，黄遵宪极为关心“内地通商”事务，除“十条”之外，还有一通致张之洞的长函。由于黄遵宪的“十条”尚未发现，其提出的确切时间也无法考定，因此难以厘清黄遵宪的“十条”和张之洞的“十九条”之间的先后关系。但从情理上推论，其过程应该是：光绪皇帝发出“补救”上谕后，张之洞向下属及幕僚征询意见，黄遵宪向张之洞提出“十条”，张之洞加以综合，向光绪皇帝提出“十九条”。正因为黄遵宪的“十条”深合张之洞之意，又积极关心此事，张后来才命黄遵宪主持苏州开埠交涉。

　　《马关条约》签字后，黄遵宪有过一段非常沉痛、郁闷的时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黄致王秉恩（雪澄）函云：“时局日棘，有蹙国万里之势，无填海一木之人。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亦只好缄口已矣。”[5]黄遵宪向张之洞提出“十条”，说明他并未“缄口”，而是尽心尽智，力谋为国家效力。

　　三、黄遵宪主持谈判与六条新章的制订

　　中日苏州开埠交涉开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日方代表为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中方代表为苏松督粮道陆元鼎及罗嘉杰、杨枢、朱之榛、刘庆汾等人。

　　最初，日方要求将苏州阊门或胥门等繁华地区辟为租界，中方则坚持须在离城较远地区。几经交涉，不能定议。十月二十九日，中方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建议将租界设于盘门外，相王庙对岸，自华商公司以东地带，但必须保留沿河十丈土地，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电杆、路灯、马路及船只纤路、小民负贩往来之用”。①十一月初二日，林董复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新改地段，如于商务极为便利，未必不可迁就，但沿河十丈土地必须划入租界，归日本管理。照会称，“沿河地方之于租界，犹室之有堂，堂之有门，船只往来焉，百货起落焉。”[7]（《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如中国扣除此项土地，将使日本商民“坐失舟楫之便”，“不啻咫尺阶前不得自由”。[7]（《十一月十五日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直到十二月初十日，林董才复照中方，表示该问题“暂且作为悬案”。[7]（《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

　　租界的地段及沿河十丈土地的管理权解决了，更大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日本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日方坚持：“在新开港头开设日本租界一节，马关条约第六款载有明文，是素属帝国政府之当讨求之权，而贵政府毫无可有异议之权。”[7]（《照抄告知外部节略》）这一问题事关租界的性质和国家主权，张之洞将解决这一难题的希望寄托在黄遵宪身上。

　　谈判伊始，张之洞就要求黄遵宪到苏州主持，不过，当时黄遵宪正因“教案问题”与法国驻上海领事谈判，无法分身。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黄遵宪致电张之洞云：

　　钧谕敬悉，应即往苏。惟教案业经开议，立告法领事，渠谓两国政府委办之事，未便开议即停。电询苏局，复称：倭领日内回沪。职道窃思邀索不允，停议亦事理之常，但求总署坚持，将来可再将宝带桥再续议，此事彼因而我应，似可坐以待之。[8]（《黄道来电》）如何办法，候示遵行。

　　从电中可见，珍田以“回沪”相胁，谈判已陷入僵局，但黄遵宪不以为意，主张暂时停议，“坐以待之”。同月二十一日，黄遵宪再电张之洞，建议听任日本领事离开，“稍挫其气”。电云：

　　苏局函电言倭领即回沪，似不必挽留，听令回沪，稍挫其气，再告以黄道在沪，可以续议。如邀俯允，职即约杨道来，当禀承钧命，力任艰难。”[8]《（黄道来电》）可见，黄遵宪身上完全没有当时官场中已经出现的媚外、惧外风气。

　　黄遵宪正式投入谈判约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下旬，其对手是日本刚刚任命的驻苏杭领事荒川己次。当月十二日，张之洞致总署电云：“江、浙、鄂、蜀新开各口，若逐处派员辩论，必延时日。不如请其派日领事在沪，予以议定章程之权，由南洋派黄道遵宪与议，或在苏议，或在沪议。”[3]（《致总署》，卷150，P32）张之洞设想，十天即可定议，然后江、浙、鄂、蜀各口，一律照办。这样，黄遵宪的谈判成果就不仅关系苏州一地，而是关系到四个省区了。张之洞将这一任务交给黄遵宪，可见其托付之重。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江苏巡抚赵舒翘，谈判中要尽力争取较宁波模式更为有利的条件。电称：“租界权归我管，宁波章程尚不足，应以内地通商非沿海、沿江之比，中国应善保自主之权，握定‘内地二字’设措。”[9]（《赵抚台来电》，第51册）赵舒翘当即电催黄遵宪先期到苏州商量。十七日，刘坤一回两江总督本任，按照张之洞的成议，委派黄遵宪主持对日谈判。

　　黄遵宪提出的“第一案”就是上引《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其时间应为正月二十八日。谈判中的最大困难仍然是日方以《马关条约》为据，坚决要求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而黄遵宪则仍以该条约相驳，声称遍查《马关条约》的中文、日文、英文各文本，“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10]（P128）谈判进行得艰难。其原因，一是中国是战败国，《马关条约》已签，黄遵宪无法改变总体上的外交劣势；一是谈判对手是战胜国，蛮悍狡猾。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江苏巡抚赵舒翘曾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诉苦说：“日人狡谲多变，早知其绝不能顺理成章，从苏定议。然苏省首当其冲，使持议过于高坚，则必至决裂，贻朝廷忧；若塞责求其速了，则必致失体，招彼族侮，不得不与之浓淡相参，刚柔互用，始磋磨延至今日。”[11]弱国无外交。中方过于强硬，谈判必然破裂；过于软弱，又将损伤国体。黄遵宪在谈判桌前的困窘处境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