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4)

　　此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批准了黄遵宪所拟章程，认为日本之后，西方国家必将跟进，“六条争回之利，藉后议证成；六条未尽之事，藉后议补救。”[5]（《致竹实先生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四日）五月四日，黄遵宪再致朱之榛函云：

　　苏州所议，总署复函已允照行，此刻惟有坐待……弟商办苏州开埠事宜，收回本国辖地之权，不蹈各处租界流弊，抚衷自问。至幸无负。然议成之后，条约具在，参观互勘，不难知其得失，而局外口说沸腾，尚不悉其用意所在。

　　不过，黄遵宪表示，在得到日本答复后，将自上海再到苏州，最终完成谈判。函称：“弟于倭议，必始终其事，如月内得有复音，必拨冗前来，再聆雅教乎！”①过了几天，黄遵宪又得到小道消息，有一位四川的吴姓官员认为“苏州开埠，所议极善，请饬川督一律照行，已奉旨依议”。[5]（《致竹实先生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这样，黄遵宪就更感到欣感了。

　　黄遵宪的六条章程顶住了日本在苏州设立“专界”的要求，日本政府自然不会同意。同年六月，日本政府将荒川己次撤调回国，明确拒绝黄遵宪的六条新章。七月三日，黄遵宪致陈宝箴函云：

　　惟苏州开埠一事，经与领事订定，缮换照会，而彼国政府尽行翻弃，横肆要求，不审何日乃得就范也？前议六条，施政之权在华官，管业之权在华民。夔帅称为保我固有之权，不蹈租界流弊。遵宪区区之愚，亦窃幸得保政权，而外间议者未悉其命意所在，反挑剔字句，横加口语，诚使国家受其利而一身被谤，亦复何害。何意彼族狡谲，坚执约中照向开口岸一体办结之言，虽欲依样葫芦，自划一界，归彼专管也。

　　函中充满了不被理解的痛苦和对日本谈判对手的愤郁。七月二十五日，黄遵宪再次致函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称：“奔走半年，举呕尽心血之六条善章，彼族概行翻弃，实可痛惜。”黄遵宪绞尽心力，希望以巧妙办法争回国家部分主权，一旦被拒，自然极为痛心。

　　当时，除张之洞外，浙江巡抚廖寿丰也不以黄遵宪的六条新章为然，认为“日人狡展，毋受其欺。

　　许以将来，即遗后患”。[10]（P129）[15]有人甚之散布谣言，诬蔑黄遵宪接受日本人的贿赂，为日本人求方便。黄遵宪一度很灰心，说过很丧气的话，五月二十一日致朱之榛函云：“时事实不可为，观于苏议，亦灰心短气，当摈弃万事，从事于空文耳。”但是，这不过是他一时的愤激之词，致陈宝箴函所称“诚使国家受其利而一身被谤，亦复何害”，才是黄遵宪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但战后却被清廷加以“办理殊未妥善”的罪名遣戍伊犁，登程时赋诗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黄遵宪致陈宝箴函所言，和林诗精神完全一致。

　　黄遵宪的六条章程受到张之洞等人的严厉批评，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仍然希望黄遵宪能坚持重任，继续与日方谈判，指示他“一手经理，力任其难”。不过，黄遵宪已觉事情难为，又正值王文韶要调黄遵宪去天津海关任职，黄遵宪遂萌去志。七月十四日致王雪澄函云：

　　弟所议苏州开埠六条，彼族全行翻弃，意谓前议并非照向开口岸章程办理，又非比各国优待，声明划一专界，归彼管辖。凡议中所有微妙之意，婉约之辞（总署云尔），直抉其阃奥而破其藩篱，总署仍有一手经理之电，然弟则何能为力矣。……半年以来，又苏又沪，奔走鲜暇，一事无成，苟使国家受其利，我受其咎，亦复何害，况议者第未悉其本末耳。参观互较，久亦论定，今则但托空言，此弟所为绕床而行抚肩长叹者也。

　　其间，黄遵宪曾去江宁拜见刘坤一，要求“销差”，刘坤一在多方挽留之后，觉得不便阻碍黄遵宪的前程，要他去苏州，会见赵舒翘。赵舒翘也表示挽留，但黄遵宪去志已决。这一过程，刘坤一在七月十九日致赵舒翘函中曾说：

　　黄公度因闻北洋相需甚殷，将以津海关为之位置，故亟欲修谒。弟以该道既抱奢愿，默计此间无力相偿，朋友相与有成，不敢苦为维絷。

　　函中，刘坤一称，黄遵宪系“奏留”办理埠务人员，现在事尚未完，难以用“销差”名义同意其离职，要赵舒翘衡量，如可行，请巡抚衙门发给咨文。八月初三日，刘坤一再次致函赵舒翘，劝赵尊重黄遵宪的意见，“听其自审”。[14]（《复赵展如》，P2179-2180）刘坤一一再发话，赵舒翘自然不能不准，但赵也因黄遵宪“经手未①完”，“不好措词”，不能发给黄遵宪咨文。最后，黄遵宪以“请假”代“销差”，离开了苏州。

　　黄遵宪离苏之前，留函朱之榛称：“教案一概办结，商务事败垂成，甚以为怅，两省驰驱，半年奔[5]走，而一事无成，惭无以对我知己。”可见，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八月十六日，黄遵宪抵达天津，向王文韶报到。

　　五、清廷妥协，日本全胜

　　日本政府拒绝黄遵宪所拟六条章程之后，继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九月初五日，林董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责清廷没有认真履行《马关条约》。林董称：“马关新约准新开苏、杭、沙市、重庆四口租界，应照向章办理，现中国自定行船章程，日本又不得专界专管及威海卫、山东驻兵之地，均与《马关约》不符，商催逾年，各省迄不遵守。”初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电王文韶，饬调黄遵宪进京商量，黄遵宪定于十二日进京。[16]（P966-967）十一日，林董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措辞更为严厉，要求清政府“以明日正子时为定”。[17]（卷50，P4）在林董的压力下，奕訢、奕劻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于九月十三日向光绪皇帝上奏称：

　　现各该口通商已久，别国本有租界，原难独拒日本，我虽全许，谅彼力亦尚不能同开。此次新约议定，日本武臣议士，以未得格外利益，颇多不满林董之词。林董来署，自言政府责其颟顸，撤调回国。刻当外部易人，意存反复，利害之间，不能不略权轻重，相应请旨，饬下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山东、江苏、浙江各巡抚，遵照《马关条约》，饬属奉行，毋令启衅。[17]

　　奏上，光绪皇帝批示：“依议，钦此。”不久，清政府与林董议定，“照上海章程办理”。[7]（《三月二十二日南洋大臣刘坤一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