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宏观思考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讲，没有现代性就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众所周知，大约五百年前，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或曰现代社会转化的时候，民族主义日渐演化成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思潮。同一地域、同一语言、同一风俗习惯的自在的民族急切地向自为的民族过渡，民族自觉、民族独立成为时代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民族自觉以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和铸造自强、自立的新国民为归宿。质言之，也就是由中世纪的姓氏国家转化成新型的民族国家，由专制的皇权政体转化成民主的共和政体，由奴隶主义的臣民转化成具有自主意识的国民。在这样的民族主义理念导引下，欧美的许多民族成功的创建了新的民族国家，实现了传统社会的现代转换。梁启超在总结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精辟地指出：“民族主义，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11页）由此可见，一谈到民族主义就必然牵涉到对民族、国家、共和、民主、独立、自由、平等这些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随之也自然启动了对现代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民族主义一出世，就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人认识到这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并加以研究、介绍和宣传，则晚至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年。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了《东籍月旦》一文，在谈到西方的世界史论著时，破天荒地使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1902 年，他发表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是新的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其云：“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10页)为顺应这种时代潮流，梁启超接连发表了十多篇论文，
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阐释其内涵以及如何在中国推行。他突破单一民族建国的理论，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新概念，呼吁中国要抛弃单民族思维的小民族主义，而采纳大民族主义，即中国是多民族相融合的共同体。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在1902 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和认同。章太炎、杨度等有影响的思想家和许多革命党人、立宪党人都投入了民族主义的讨论当中。杨度独具慧眼，超越一贯的民族血统观念，提出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新理念，认为中华民族已经演进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族群，文化的一体性决定了其不可分割性。章太炎虽然对杨度的这种观点提出了商榷 ,但主要是认为他对“中华” 一词的起源理解得不准确，对大文化下各族人民的融会贯通却十分赞赏。这场讨论由名称、族群组合又延伸到民族国家、民族平等、国民铸造、人权理念、自由精神、民主政治等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这场讨论的感染下，孙中山高人一筹，一方面提出“革命排满”只是反对满族中的少数贵族专制统治，而不是反对所有满族人，借以纠正革命党人中的大汉族主义偏向；一方面又与共和建国相结合，提出“五族共和”的民族建国理论，为辛亥革命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途径。这是因为，只有创建现代的民族国家，才算为民族主义找到了理想的归宿，才能使民族主义有了自己借以依存的实体，进一步发扬光大。故而，梁启超在论述民族主义的时候 ,最急迫的呼吁就是创建民族国家。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 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竞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 35 页）后来创立的中华民国，不仅和梁启超的理想相距甚远，也和孙中山的思想背道而驰，所谓的民族国家只是一块空招牌。“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理论和实践的背道而驰，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不过，当我们回顾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发芽、生根的历史过程时，还是可以发现，其和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客观进程紧密相连。中国现代化的深度决定着民族主义普及的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