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宏观思考(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但是，不容否认，义和团运动对晚清政局和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常常是理性思考的前导。1900年之后，清廷内部那些坚决反对学习西方的像倭仁、徐桐之类的官僚几乎不见了；上述的那种愚昧的和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也渐渐退潮了；鸦片战争后几乎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学、西学的斗争也不那么明显了。王国维在 1911 年第1期的《国学丛刊》概括这期间的学术走向时说：“学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未尝之学者也 …… 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也，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讲授之西学也。”
王国维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中西学术的融合和难解难分。20世纪之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旧杂陈，难分中西。即使像国粹派，在宣扬国粹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派的文化内涵也不能讲没有西学成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文化走向并不是区分中西的问题，而是在中西融汇中逐步向现代转型。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环境，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才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在 20 世纪初年植根中国，并和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相融合，逐渐代替了近代中国人以往的传统的朴素的爱国主义 ,而确立了新的现代民族理念。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发展，合乎逻辑地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受两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各种政治派别以及思想文化思潮的左右，在表现形式上变化很大。但现代性仍然是支撑其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别的且不论，就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现代新儒家，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强调的也是现代的思想理念和现代的研究方法，尤其注重西方最新的理论和方法的移植和运用。他们中间那些在欧美受过系统教育留学归来的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像冯友兰、贺麟、张君劢、汤用彤等，都是用西方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现代新儒家贡献良多。新儒家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象征，其现代性深藏在具体的学理和研究方法之中。新儒家之所以具有那样大的活力和影响 ，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有较多的现代色彩。结合新儒家和近代中国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完结，现代性就永远是民族主义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