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初至抗战前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2)

　　此后，北京政府的常关免税令到期后仍多次延期，“于民国10年、11年一再展限免除，至民国11年底期满分别照率征收5成，蠲免5成，惟扣足三年为限。……经国务会议议决，自民国12年7（p416）起，仍准免税一年”。期满之后，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税务处又两次宣布减免半税原案“一律再行展限2年，自本年5月1日起截至171（p3561）年（1928）4月底止”。由此可见，农商部为土布贸易减轻海关正税、免征复进口半税及减免50里以内常关税等三项措施，贯穿着北京政府统治的始终，这无疑有利于手工织布业的发展。

　　为了鼓励手工业产品的出口贸易，北京政府采取了减免出口税措施。1915年2月，袁世凯批准了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关于将自制品择要酌量减免关税、以兴实业的呈案。按旧税则规定，出口外销的草帽辫每担征银7钱、地席每捆税银2钱。新税则则规定：“运销外洋之草帽辫及地席均照出口税则减征一半，嗣后草帽辫每担实征银3钱5分，地席每担实征银1钱。……又华人自制之各种通花边、抽通花绸巾、抽通花夏布、发织髻网、密汁果品五宗，无论运销何处，所有出口暨复进口半税8（p459）一律暂行免税，以3月1日为实行日期”。出口税的降低有利于提高手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扩大手工业对外贸易的有益之举。

　　其二，扩大和深化手工工艺教育。北京政府继续举办各种工艺传习机构，据《世界年鉴》记载，1913年直隶、奉天等22省共有各级工艺传习机构523处，如果加上具有各种工艺传习性质的工9（p576）艺局，总数多达751处。更重要的是，北京政府开始尝试贫民习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相互渗透，即在贫民习艺机构中增加学校教育科目，在学校教育中增加手工习艺课。如内务部游民习艺所除传习工艺项目外，“其关于教育者，如国文、修身、算术、图画、风琴、唱歌、体操之类，均饬添备，俾幼年游民具有普通知识，并附设音乐一科，期惟10（p63）美感的教育，陶冶儿童之心性。”

　　同时，北京政府在大、中、小学各级教育中开设手工工艺课。1913年3月25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规定中学阶段4个学年必须开设的课程共15门，其中第11门为手工科，该课程“由竹工、木工、粘工、细工、石膏、金工”所组成，女子手工课则包含“编物、刺绣、摘棉、造花”等内11（p587）容。同年4月7日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规定数学物理部和物理化学部三个学年共开设9门课程，第8门课为“图画及手工”，学习内容有手工理论、竹木工、金工、木金12（p160-168）纸粘土石膏等细工，每周2学时，其目的就是培养中小学手工课程师资。

　　1915年8月1日，北京政府同时发布了《高等小学校令》和《国民学校令》，以法令的形式在小学生中推行手工艺教育，次年教育部又制定了实施细则，对小学校手工课的教学工作提出了具体13（p131-143）要求。

　　北京政府如此不遗余力地在学校教育中推广习艺教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手工一科，非但与14（p257）美的陶冶有关系，且有养成实用之能力”。手工艺教育与产业兴衰关系密切，“工艺与农业、商业有联带关系，无工艺则农业不能发达，商业不能振兴”，因此，“手工一门，在中学尤宜注意，……宜授以天然物之模造及简易日用器具各种细工，15（p154）……为注意实用起见”。这种认识表明北京政府在各级学校推广手工教育并非只注重该科目陶冶学生审美之情趣的人文功能，而更重视培养学生劳动习惯、传授手工工艺技能为核心的实用能力的培养，更好地发挥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习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而且为扩大和深化手工艺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为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及其以后乡村工业、家庭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

　　其三，采取措施帮助手工业者渡过生产难关。针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萧条，北京政府采取了一些旨在恢复手工业生产的对策，1917年我国土布的重要产区河北发生水灾，津埠织户500余家、织机5000余架损失惨重，为了缓解灾害造成的危机，北京政府成立了由著名慈善家熊希龄亲自担任督办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处采取了两项措施以帮助机户迅速恢复生产，一是发放贷纱，由“殷实布商取具保结，承领棉纱贷济织户”，据统计，仅1918年就发放了从16支纱至42支纱之间的多种规格、多种品牌的棉纱共1（p2592）175包；二是由督办处向天津布商提供保息业务，并专门制定了《布商借款保息章程》10条，明确宣布该项业务是“因灾区织户失业，故拟维持布商俾使照常收买，如资本不充借款时，特予补助保息6厘”，借款保息以一年为限，布行以外的行业，“如迁安县属之造纸业、安新县属织席业、安平县属之织马尾业以及其他各县有与机户相等之职业，关系全县人民生计者，亦可呈本会（指天津商会）转请督办加入此次保息一并维1（2580-2581）持”。据天津商会统计，享受借款保息的布商共计51家，金额达80余万元，从而大大缓解了市面金融紧迫的局面。

　　从总体上分析，北京政府的手工业政策及其措施对推动手工业的向前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北洋时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包括手工业的“黄金时代”的出现，有其多方面的因素，而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往往被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忽视，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当然，北京政府的手工业措施也有很大的保守性，尤其是为土布免税而制定的土布标准，主要保护了手工织布业中最落后的部分，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造传统织布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