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互补形态初探(2)

　　除部分跨层次存在的行业可能产生冲突外，其它行业或因手工业无法生产而为机器工业所独有，或仅为手工制造而补机器生产之所无，它们之间不发生竞争，而是构成结构型互补。在近代中国，由于机器生产的落后性，人民生活中的绝大部分用品都是手工业制造的，手工业品在出口贸易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结构型互补更多地体现为手工业对机器生产的补充。

　　二

　　所谓市场关联型互补，是指生产上具有关联性的行业在产品销售市场上的互补关系，其中一部分行业的产品构成另一行业的生产原料，一部分行业的产品则构成另一行业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彼此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机器纺纱业的发展离不开手工织布业的进步，以1913、1930年为例，如有关资料所揭示（注：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27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913年时，机纱量的97.31％均为手织机所消费， 力织机消费量只有2.69％。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手工织布业的原料需求，到1930年时，机纱量的78.46％为手织机所消费， 手织机消费量虽在国内纱线总消费量中的比重下降了，但绝对消费量却比1913年增长了210786204磅，力织机的消费量上升到21.54％，增长了13倍，这表明了机器纺纱业、手工织布业及机器织布业的共同发展。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进口纱线由1913年的64.16 ％下降到1930年2.35％，而且国产机纱还有少量供出口。大生纱厂的成功更是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关联性互补的典型。“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是适应了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当地农民之所以接受机纱，最初并非是作为廉价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价廉质优的原料。在较长一段时间，大生纱厂简直可以说是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共存共荣。”（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6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张謇正是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以通海纱花为原料，以通海农村手工棉织业为销售市场，建立和经营着大生纱厂。1923年以前，大生纱厂的纱线主要销往通海地区。因此，如果没有通海地区传统手织业的市场优势，大生纱厂是很难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反过来，大生纱厂的机纱又促进了通海手工棉织业的发展，由于机纱的广泛使用，“关庄布产量大增，质地更好，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大、中名牌高档大尺布”（注：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未刊稿）第32页。）。

　　手工工具的改良为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随着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棉花商品量激增，农民家庭轧花逐步向集中的手工工场转化，手工工具也由手摇向足踏过渡。1897年，民族机器制造业开始仿制轧花车，最早为上海戴聚源铁铺，“随着轧花车的仿制，戴聚源铁铺亦逐步扩大发展成为铁工厂”（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7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在上海，“同时期制造轧花车的南京帮有邓义兴、邓永泰、邓泰记等几家，专造脚踏小型日本进口式轧花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77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在武昌，“周天顺冶坊，仿东洋规模，造成思花机器，尤为灵敏”（注：许树分：《中国仿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以裨国家商民均沾利益论》，求强斋主人：《皇朝经世文编》第105卷，第1页。）。民族机器制造业仿造的轧花车占据了部分国内市场。“1900前后，国产轧花机的年产销量约二、三百部，1931年达二千余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77页， 中华书局1979年版。）。产品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轧花机制造厂专业的形成，仅上海一地在1931年的轧花机制造厂就达到17家。

　　手工针织业的兴起带动了针织机制造厂专业的出现。针织业是20世纪初年从国外传入的新兴手工业，其中以袜类为主要产品，最初使用进口德产手摇机。1914年后，德货进口减少，民族机器制造业开始大批仿造手摇袜机，如上海邓顺昌机器厂，“生产袜机，每月经常在500 台以上，统由姚福康包销，以湖南长沙所购为多。一年后，……乃由硖石郭有川分包一部分袜机，专销硖石、平湖、嘉兴一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85页， 中华书局1979年版。）。民族机器制造业对手摇袜机的仿造，促进了浙江平湖等织袜工业区的兴起，平湖织袜工业的出现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针织机制造厂专业的发展，截至1926年，“平邑城乡各袜厂，所有大小袜机现在约近万架”，“各厂所用袜机，均系上海华商各工厂所造，价值愈售愈廉，如平邑各厂所用之机，大半系牡丹牌一种（按：系上海振兴厂出品）”（注：《浙江平湖织袜工业状况》， 《中外经济周刊》第147号，1926年1月23日。），袜机愈售愈廉当然是制造厂家产品增多、 竞争激烈的结果。浙江西部的硖石镇“大小袜厂共有30余家。……各厂所用袜机以上海华厂所出之蝴蝶、牡丹两牌为最多。……硖石全镇现有袜机四千余部”（注：《硖石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15号，1927年6月11日。）。于是，针织机制造厂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家增至1924年时的39家。

　　手工织布机器的改良，尤其是脚踏布机的大量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在20世纪初年，特别是一战之后，民族机器工业又开拓了足踏布机市场。如天津三条石几家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即金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春发泰机器厂都从事织布机的制造，其中郭天成机器厂生产的“郭天成牌”织布机，“行销高阳一带，……年产织布机、轧花机一百四、五十台”（注：徐景星：《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6—149页。）。到1929年，天津织布机器厂达15家，共生产织布机及其附件产品达5383件，销售值在126457元至170187元之间（注：根据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48页表统计，1930年版。）。上海的“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鑫昌、三星等数家。……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仿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27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潍县手织业经济区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该县“织布所用的织机，是铁轮木架的铁木机，又有脚踏式和手织式两种。……此种脚踏机每具价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做的。潍县现有机器制造厂11家，每家制造织机七千台以上”（注：王子建：《中国土布业之前途》，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130—131页。）。此外，丝织机、缫丝机等工具的改良也为民族机器制造工业扩大了产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