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互补形态初探(3)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击下的手工业经济衰退导致民族机器制造业的萎缩，从反面证明了具有关联性的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动关系。如振兴机器厂，“专制各种织袜机，过去获得甚厚，年有相当余利，近年来销路日衰。民国22年（1933）营业额约万余元，……去年（1934）只及前年半数”（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483页。）。 以制造针织机器为主的鸿泰永记机器厂，“近年因市况衰落，各埠针织业不振，因之该厂出品销路随之减少，加以同业间竞争剧烈，利润较前为薄。闻民国22年（1933）因累次停工，颇有亏损。23年仅敷开支。去年（1935）营业额约有一万余元，不致亏损。本年营业萧条，预计结果难免亏损”（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484页。 ）。 据估计，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的营业额由1930年左右的1000万元下降到1935年的600万元， 主要原因在于“丝织机、棉织机、轧花机、卷烟机等销路最滞，几至无人顾问”（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502页。）。

　　三

　　所谓市场水平型互补是指生产同一产品的跨层次行业在市场的空间分布及产品的需求层次上的互补关系，如制造生丝的手工缫丝业和机器缫丝厂、生产面粉的手工磨坊和机器面粉厂以及生产油类产品的榨油坊和机器榨油厂等跨层次行业之间，形成为地理分布上的互补：生产纸品的机器造纸厂和手工纸坊之间则更多地属于产品需求层次上的互补。

　　缫丝业中，自机器缫丝业产生以来，厂丝的销售主要在国际市场，原有的家庭手工缫丝逐步转向以内销为主。如“上海丝厂之销路，大约9／10以上为洋商购买，其销于国内绸厂袜厂， 供机织新式绸货及丝袜之用者，不及1／10”（注：《上海丝厂之调查》， 《经济半月刊》第二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中国之乡村工业》，《经济统计季刊》第二卷第3期，1933年9月。）。华南丝区也呈现出同样的销售格局，“本地织造，多用土丝，车丝则全运出洋”（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8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土丝和厂丝的市场产销分配情形如有关资料所显示（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辑里丝即土丝，“主要是供土法织丝者购用”，厂丝则“向欧洲出口”。从全国范围来看，厂丝的出口量由1895年的28.6％增长到1931年的86.1％，同一时期手缫丝的出口量则由71.4％下降到13.9％（注：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这种格局的形成无疑是因为土丝产品质量、规格无法满足国际市场上机器丝织业的需要所致，而国内手工丝织业仍然需要廉价的土丝。1920年以前，机器缫丝业与手工缫丝业是并行发展的，手工缫丝的产销量大大高于机器缫丝产销量，机器缫丝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如1891—1895年平均每年机器缫丝量仅2.57万市担，主要供出口：手工缫丝达17.1％万市担，其中出口7.78万市担，内销9.32万市担；到1920年，机器缫丝量上升到7.53万市担，手工缫丝同时增长为21.16万市担， 其中出口仅3.21万市担，内销17.95万市担。1920年后，机器缫丝继续发展， 手工缫丝逐步萎缩，手工缫丝转变为从属和补充地位；到1936年，机器缫丝增长为14.19万市担，手工缫丝则下降到9.17万市担， 其中出口仅1.51万市担，内销占7.66万担。可见，在生丝市场的地理分布上，厂丝无法取代土丝的内销市场，土丝也无力占据厂丝的国际市场，两者在一定时期并存并共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厂丝虽然排挤土丝，但在一定条件下又需要利用手工缫丝，如广东顺德，“自汽机丝厂创设后，手工缫丝往往变为丝厂的附庸，盖丝厂间有将劣茧选出，另设小室或小工场雇用女工用手机缫之”（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蚕丝主要产区的无锡，在机器缫丝业的带动下，兴起了“以经营丝厂下脚料的行业，称丝吐业。……属于手工业者有：（1）肥丝， 利用丝厂剔除的次茧，如黄斑茧、双宫茧等，以旧式木车缫制肥丝；（2）小丝厂，拥有几部缫丝车的缫丝工场；（3）丝绵业， 以丝厂滞头或烂茧拉制丝绵；（4）滞头厂，把滞头中的蚕蛾取出，售于皂烛业或农村的养鸭户。废丝、乱丝、滞头上剥下来的薄茧衣，还是出口欧美生产绢绸的原料（注：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1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面粉业中的两个层次在近代一直是共同发展的，有相关资料记载（注：上海市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00页。）。 机器面粉厂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器磨坊、畜力磨坊的产粉量分别由1931年的2036万包和16662万包增长到1936年的10917万包和18677万包， 所显示的不是两个层次生产的彼消此长，而是两者的并行增长，与其说两者之间存在着竞争，毋宁说更多地表明了两者在销售市场上的互为补充。机器制粉业的生产和销售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沿铁路线附近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如1933年全国机制面粉实际产量为76078940包，其中上海、无锡、南京、汉口、济南、青岛、天津、蚌埠等八城市共产粉66238266包，占总产量的87.07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51页表，中华书局1966年版。）。国产机制面粉的销售，“以天津为最多，计426万余担，占各地入口总额 43％，其次则为秦皇岛、汕头、福州、厦门，各计400—500 万担， ……1932年我国各埠入口之国产面粉共计8580943 担”（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402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 广大的西北内陆地区则是土粉产销的一统天下，据调查，1936年山西省69个县共有畜力磨坊1186家，石磨1503台，年产面粉5540多万斤（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 第六编第3章。）。“西安有土磨坊200家供应着十七、 八万人口的日常生活需要”（注：上海市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11页。），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前。即使在华北重镇的天津， 1930年时还有磨坊510家。土磨坊与机器面粉厂的长期并存和发展不仅有其客观上的经济因素，如消费习俗、运输状况等，更有其经营形式的灵活性，土磨坊大都就地产销、成本低、兼营他业，在天津，“以机磨玉蜀黍粉，则不如土磨之佳，故玉蜀黍粉之研磨，乃为磨房所独占”（注：方显廷：《天津之粮食及磨粉业》，《经济统计季刊》第二卷第4期，1933年12月。）。可见，面粉生产中跨层次格局的存在和发展，体现了由于地理分布而造成的市场销售上的互补关系，机器面粉厂在这种互补中获得了更快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