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与历史研究的原创性

　　章开沅教授将“原生态”概念引入史学研究，强调原生态史料的发掘与运用，这使我联想起历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原生态与原创性，一字相通，又一脉相连。史学研究的原创性建立在对历史的充分理解与科学解释的基础上，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又是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前提的，真实历史的构建是从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入手的，它们之间形成了“原生态史料——原生态历史——原创性理解或解释”的路径依赖关系。其中，原生态史料是史学研究原创性的基石，原生态场景的构建则是原创性理解或解释不可缺少的手段。

　　一

　　原生态本是指事物的原初生存形态或生活状态，是事物最原始、最本真的一面。原生态历史当然应该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的原初状态，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其最初的载体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文本。从历史哲学意义上看，原生态历史就是本体的历史，要使这些本体的历史再现在世人面前，有赖于历史学家创造性的劳动。史学研究的原创性是指认识历史、包括理解和解释两个层面上的原始创新，就理解而言，是指史家对历史过程的原生性的分析。史家所处的时代与知识背景的差异常常会造成他们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但真正符合历史本体的理解只有一个，我们将这种理解称之为原生性的理解。就解释而言，是指研究主体对尚未被认识和发现的、沉淀在历史过程中并影响历史发展的共性因素的完整归纳和高度概括。有学者提出，学术原创体现在三个层面，即质料层、结构层与理念层，并将三者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肉”、“骨”、“魂”的一体化，须臾不可分离①。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质料层就是史料的原生态，结构层就是时下学界所津津乐道的范式问题，即方法创新，理念层原创则体现为一种新观念或新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旨在更合理地分析、更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演进过程，从而为现实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撑。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在场性。已经逝去的历史无法复原，历史事实不可重复，历史学家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模拟一个相同的现象，而只能借助各种手段间接地认识历史，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依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或曰“文本”，其中既有亲历者的记载，也有旁观者的描述，还有道听途说者的转述。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只有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搜集起来，构成一个“作为文本的世界”②，并通过对“文本的世界”的反复比对、考证，才能使得史家重构起来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相。因此，史料学意义上的原生态是尽可能地占有研究对象的各种文本，尽可能地掌握“文本的世界”里所包含的完整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原生态史料视作历史学的生命所在，是恰如其分的，离开了它，历史充其量只能是任人把玩的古董，任人操弄的工具，离开了它，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学科品格及其严谨性亦将不复存在。

　　穷尽“文本”固然不易，分辨、提炼并准确运用“文本”中的信息或许更难。一方面，广义上的“文本”(尤其是地下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发现，不断走进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中，所谓“穷尽”只能是相对的，与其说是一种实然性的状况，不如说是一种应然，是史学研究者应有的一种追求。另一方面，有些“文本”是靠不住的，即便是亲历者的记载，也有因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如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记载往往大相径庭)或记忆失误造成的错误，那些旁观者、道听途说者留下的“文本”，失真的可能性更大。毕竟，作为历史资料的记载，往往是某些个人独特视角选择的产物，而且那些资料或文本被传承下来，受到很多偶然性的制约。更何况，历史上那些喜欢捉弄人的“好事者”常常与后人开玩笑，或故意掩盖历史真相，或编造历史假象，因此，不下一番认真爬梳整理的功夫，往往会不自觉地进入古人设下的“圈套”，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的真面目往往被掩盖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文本的世界”有时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虽乐在其中，却反被淹没。

　　既要走进“文本的世界”，又要走出“文本的世界”，才能构建真实的历史，“理解历史文本本身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全部任务，历史文本只是历史学家进行诠释的中介”③。如何走出“文本的世界”？中国的史学传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考据与考证。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反复比对历史文献，而且还通过实地考究纠正了一些传闻的错误。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将考据与考证发展到具有丰富内涵和十分自觉的程度。到了清代，更形成为乾嘉考史派，考证方法更加系统化，有学者从中总结出归纳演绎考史方法、比较考史方法、溯源考史方法、实事求是考证法、参互考证法以及辩证考证法④，这些方法构成我们走出文本世界的路径。近代史学界许多前辈学者也十分重视史料考订与历史考证，澄清了近代史上一些重要史实，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例如，姚薇元根据中英两方有关鸦片战争的主要材料和著作，对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全文加以考核，补正了其中许多缺误之处。《道光洋艘征抚记》是魏源根据他亲身见闻与经历写成的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当代史”，记述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按常理言，当时人记当时事，史实的准确性应无问题，但姚薇元进入“文本的世界”后，发现其中的一些缺漏和舛误之处尚多，于是大量搜集各方史料，爬梳整理，多方考订，纠正或澄清了其中若干错误的、模糊的史实，终以《鸦片战争史实考》行世。试想，治鸦片战争的学者，如果不充分运用各种原生态史料，怎能写出一部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鸦片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