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与历史研究的原创性(2)

　　二

　　通过考证原生态的史料，构建出清晰的、准确的史实，这是史学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它保证了研究主体对历史的理解、解释不会建立在虚假的、模糊的史实基础上。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理解与解释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狄尔泰将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描述为“我们解释自然，对人则必须去理解”。两者的区别在于，“解释涉及的是因果性，而理解针对的则是意义性，前者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在认知，而后者则属于主体间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人的自我认知”⑤。对历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古人对话的过程，然而，时空的隔绝常常使得这种对话难以进行，原因何在？在我看来，如何构建一个虚拟的原生态场景，是能否准确理解历史的关键。原生态场景，要求研究者回到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去，回到当时的历史时代中去，将自己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甚至虚拟角色换位。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历史人物行为背后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也就是陈寅恪倡导的“同情的理解”。解释历史则是以具有普遍规律性的概念作为解释原则，探寻历史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共性因素，这是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司马迁写《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重在“通”与“变”，变什么、怎样变、为何变——变的背后一以贯之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强调历史的普遍规律，并将阶级斗争史作为一条贯穿历史的主线，此后，相继出现过现代化概念、市民社会概念等等。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普遍性的概念究竟有多大的覆盖面？是否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其实，历史的背后有没有一种普遍规律起作用，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论题。我们既要承认人类文明的共性，但也要看到文明方式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历史演进未必遵循着完全相同的模式，其背后起作用的因素也未必一样。所谓普遍性的概念，也只能是一种高度的抽象——一种忽视了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差异性的抽象。因此，史学应将理解与解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理解历史是要注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个性及其意义，解释历史则是尽可能地找出历史背后那些覆盖面较大的共性因素。我们要承认这些共性因素覆盖面的有限性。在我看来，一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历史的同质性更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异质性更多。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共性因素，不一定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起相同的作用。

　　历史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具有人文学科的特质，也具有社会科学的特性，与此相应，在历史研究中，理解与解释常常构成一对最深刻的理论张力，折射出史家们认识历史时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两个维度。由于历史人物常常与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是理解性地诠释历史事件呢，还是解释性地分析历史呢？往往使研究者在同一历史事件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⑥。然而，强调理解也好，偏重解释也罢，两者都必须建立在依据原生态史料构建起来的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即便是从一般意义上解释历史，也离不开原生态场景。既然历史解释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建构，那么，它同样离不开原生态场景。在这里，原生态场景在两个向度上延伸。首先，它是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存在的具体环境，这些环境虽然同样不可复原，但在解释历史时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否则，就会造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在时空上的移位、错位，进而造成解释的失当。其次，它是指用以解释历史的工具的原生性。解释历史的预设理论或普遍性概念的来源，是从史实中抽象出来的原生性概念，还是从其他学科中拿来或借用过来的，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原生态场景的构建。严格意义上说，不加甄别地拿来或借用某些概念，不仅有违历史研究的逻辑，而且会带来削足适履或填鸭式弊病。当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所谓范式如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等等，企图以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史家的理论视野，但是，这些具有西方色彩的范式大多是对西方历史与现实的抽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概念，用之于解释中国历史时，应对构成这些概念的条件与内涵仔细分析，否则，要么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历史，要么是用中国的历史填充西方的理论，更谈不上所谓原创性研究。学术无国界，其中既蕴涵着学术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又寄托着学者对国与国之间学术交流的期盼。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外国学术进入中国的多，中国学术真正进入外国的少，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尚未构建起分析中国问题的原生态场景。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外相关学科的养分，从中国的历史出发，创造出自己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章开沅教授曾在多种场合大声呼吁“走自己的路”，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三

　　历史一旦逝去，就沉淀为一种客观实在，经过史家的创造性工作，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即原生性历史。原创性的理解与解释就是在原生态场景下、在原生态史料的基础上构建出原生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抽象出过程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共性因素。原创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史家认识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身文明的艰难过程。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如果历史一代代被重写，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后来的证据已经明确地发展出对先前的假说进行反驳性的检验，而且是因为对现存的证据材料赋予不同的重视以提出与现行的意识形态相吻合的各种不同的解释。”⑦ 不同的解释形成不同的观点，这不仅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而且取决于善用新的意识形态去解读已有的史料和新发掘的史料。时代的不同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使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文本”进入史家的视野，而且使史料中蕴涵的、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价值重新浮现出来。因此，新史料、新方法、新观点便成为历史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构成历史研究原创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