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4）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贺觉非 查看：
第三节 同盟会湖北分会
同盟会成立前后，在孙中山的吸引下，欧洲和日本的湖北留学生大量加盟。孙中山说，同盟会“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1]。据朱和中、贺之才等人回忆，当时在欧洲加入同盟会的，多为鄂籍留学生[2]。但在湖北本土，同盟会活动却为其他革命团体所取代。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把欧洲和日本的湖北籍同盟会会员都作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员，这是不恰当的。在欧洲加盟的只能是同盟会欧洲支部成员，在日本加盟的只能是同盟会本部成员。同盟会成立后，例设各省分会主盟人，原意不过是分别吸收各省的留日学生入会，并不一定某人主盟即由某人回本省发展组织。
东京同盟会湖北主盟人先为时功玖，次为张昉，再次为陈镇藩，再次为但焘。时、张、但三人均未回鄂，陈虽回鄂，但未建立分会，故在武昌起义时，陈镇藩尚不为湖北党人所知。同盟会会员、湖北人余诚对时功玖、张昉、陈镇藩等人的迟疑行为大为不满，他说：“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3]同盟会本部遂派余诚（1884-1910）回鄂主持分会事宜。其时日知会已具有一定基础，日知会主持人刘静庵虽未与东京建立直接联系，而日知会成员曹亚伯却是同盟会成立时最先加盟人之一，日知会另一成员范腾霄一到日本即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湖北分部的交际专员。曹亚伯、范腾霄两人不啻为日知会驻东京同盟会的代表。所以，东京本部一切规定，无不随时径寄武昌。据范腾霄回忆，他经常给日知会邮寄文件，1906年，他曾以半价购《民报》四千份寄回湖北，请日知会分发，还直接将《民报》寄给军学两界有关同志。[4]
在这种情况下，余诚回鄂发展同盟会，具有极其便利的条件。余诚和刘静庵所吸收的同志，名义上是日知会会员，实际上也可说是同盟会湖北分会成员。正因如此，孙中山派乔义生陪同法国人欧几罗到湖北视察时，是把日知会作为自己的组织来考虑的。总之，“同盟会湖北分会”不是一个严密的有确定机构和成员的组织。它由同盟会东京总部派遣的余诚主持，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其主要活动也就是上述日知会的活动。
此外，共进会的刘公、孙武，本是同盟会成员，刘公在《民报》出版时曾捐助巨款[5]，孙武在共进会组成之后又在香港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共进会在湖北发展组织，其上层领导如杨时杰、杨玉如、居正等人，都是同盟会员。上海中部同盟会一直以为居正是湖北革命组织的代表。在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人看来，湖北共进会不过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
第四节 其他革命小团体
湖北革命团体，在日知会活动的同时和日知会失败以后，有志之士竞相组织团体，结纳同志。其后虽分别并入共进会和文学社，然其奠基作用不可抹煞。现依组织先后，分述于下。
一、群学杜
1905年，汉川梁耀汉（1883-1912）自日本归国，投军肄业陆军特别小学堂。梁为县中巨富，散财结士，在武昌军学界极为活跃。他于黄鹤楼宴请同志，出席的有张其亚、吴、徐竹坪、彭临九、黄警亚、冯特民、熊子真、辜天保、吕丹书、黄西平、谭质臣、林竹轩、林厚斋等七十余人，共商组织办法，决定成立群学社。地点在武昌左二巷某号房屋。经费由梁耀汉和黄警亚分担。
为了扩大影响，培育青年，群学社又租得武昌郎家巷房屋一栋，开办明新公学，招中级学生二百名，每名每月收膳宿费三串。梁耀汉自任总理，各同志分担教学任务：黄金门教国文、历史，富鹤年教物理，徐竹坪教经学、哲学，张庸教算术，朝鲜人马某教英文，李亚东教体操，蔡襄之教图画。
群学社以孙逸仙为“革命共主”，力图扩大组织，因之与日知会发生争取群众的现象。李亚东与刘静庵、梁耀汉均友好，力劝合作，梁耀汉毅然撤销群学社名义，所有社员并入日知会，明新公学亦由日知会接办。据梁耀汉《年谱》载，社员约近千人。所以日知会被破坏时，梁耀汉与刘静庵同被清吏指为首犯。[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