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与无奈：陈兰彬与晚清出洋官员的两难选择(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弟生质本弱，遇事筹思，辄觉心力不足。五旬以外,往往看书不能终卷，写字每多错漏，一夜不寝，次日即疲，前在保定曾文正对挚甫言，弟万事看空，似入老境，阁下所闻也。弟自思出洋以后，目眵耳鸣，眠食减损，与前渐异。此身亦无足计，惟夷人敬壮欺老，古今所同。得有替人，亦大局所系也。阁下意中有其人否?
身体不好，工作又不顺心，陈兰彬一心想辞职，希望老友推荐新人来接替他。1875年，终于找到了新的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如愿以偿,，从郁闷中解脱出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段使美经历让其身价陡增，1878年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又第二次赴美，从而名扬中外，让历史无法忘却。
二
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年代，中国人走向西方的过程就是文化重新选择的过程。而文化的选择与更新，最终会积淀为思想观念的重建，也就是要经历一个重新洗脑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新文化的制约下，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思想改造，从而产生新的认知和新的思想观点。大致来看，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出国门的晚清官员中，基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顺应世界潮流,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呼吁清政府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直至制度的变革，让中国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第二种是死不认可西方的先进，死守封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第三种是采取回避态度，只做事不表态,循规蹈矩，这三种态度都有风险。第一种虽然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清朝推行封建专制的本质是不能变的，一旦触及封建主义的根本，就可能受到处罚，郭嵩焘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第二种看起来死守封建主义的传统，是封建专制的“忠臣”，但清政府要办洋务，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做有限的改革，拼命反对者难免被杀鸡给猴儿看，郭嵩焘的同事刘锡鸿反对郭时很受青睐，后攻击李鸿章办洋务时却被革职查办。第三种像陈兰彬这样，看似绝顶聪明，但难有政绩，其前程是有限的，何况中间派是无法持久的，待你不自觉地摇来摆去想加入某一派时，人家的接纳程度是会打折扣的。洋务运动是要改革的，但封建制度还是要维护的，这种“中体西用”式的十分矛盾的社会变革，让晚清出国的官员难以把握，其“无奈”的真正根源就在这里。
社会文化的差异常常是新思想的源泉，“无奈”事实上是新观念产生过程中的一种阵痛。晚清官员在欧美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中西差距的巨大，新的认识就越容易发生，内心之搏弈也就越尖锐。前举的出国官员中，斌春虽然访问了欧美十几个国家,历时一年有余，但只是走马灯式的浮光掠影，不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认识；志刚和斌春相像，走的国度也不少，时间也较长，但在某一个国家住下来实地了解的机会几乎没有，除了对外国的繁华惊叹外，也不可能留下多少思想遗产；李圭仅是赴美国参加世博会，虽说眼界大开，但来不及思考什么问题，就回国了。这种出国游历的官员，大饱眼福，收获有限，是“洗脑”不足，“洗眼”有余。真正在西方社会文化的熏陶下，出现思想火花者，是脚踏实地在那里生活较长时间的有思想的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这些人。为节省篇幅，这里仅就郭嵩焘加以简要的解析。
郭嵩焘顶住各种攻击与压力，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出任驻英公使，1879年1月31日被撤回国，在伦敦生活了两年。他不像陈兰彬，对西方没有多大兴趣，而是千方百计去研究西方的富强之道，探求中国如何才能赶上欧美。郭嵩焘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到工厂、矿山、商店、银行、军营、学校、议会、社团、家庭等许多地方考察，和中国留学生如严复等讨论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他写下的日记−使西纪程。由于提出了许多向西方学习的真知灼见，被守旧派群起围攻,直至毁版。梁启超在1923年评述这件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哎呀! 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