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与无奈：陈兰彬与晚清出洋官员的两难选择(4)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李喜所 查看：
梁启超是过来人，对这件事有真切的体会，这里流露出的愤愤不平，寄予了对郭嵩焘的无限同情。事实上，郭嵩焘无非是讲了一些真话，代表了那一代清朝官员对中西社会文化走向的较科学的认知，就引来天大的麻烦。可见，那时清朝官员对西方是那样的无知和愚昧，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更新是多么的迫切。如果将郭嵩焘的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是：1，中国正面临数千年的一大“变局”，必须顺应变化，向西方学习，即使是“尧舜复生”，也必须这样做；2，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大力创办工商业，而且要学习欧美的管理制度，消除洋务企业的弊病；3，重视新型人才培养，仿效西方创立现代教育制度；4，重视对西方政治理论、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英美的“富强之道”；5，英国的立国之本在议会制度。郭嵩焘在追述英国长治久安、国富民强的根本原因时写道：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 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胜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而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在19世纪70年代，能够像郭嵩焘这样看到西方共和制的先进性, 实属凤毛麟角。如果按孙中山的观点，那就是先知先觉。回顾历史，先知先觉者多数是孤独和悲哀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超出了那个历史时期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孤独是正常的，不孤独成不了先行者。郭嵩焘的性格、人品、才识以及那段特殊的英国经历，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这也是那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是近代中国两难选择的一种反映。
中国的近代或曰现代进程，不是由母体自身蜕变来的，而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一种畸形的社会变迁。两难的问题几乎贯穿始终。例如，一方面要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向殖民主义者学习。只有“师夷”才能“制夷”。将这样极其矛盾的命题处理好是很不容易的。常常是强调了“师夷”疏忽了“制夷”；注意了“制夷”，又淡化了“师夷”；将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官员，在近代很难寻觅。而要真正将“师夷”落到实处，看到实效，就必须引进西学，剔除封建文化，扬弃传统，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这又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两难课题。与此同时，“师夷”还提出了封建政权的改造和更替的大问题。封建的专制制度不变革或不被推翻，“师夷”也不可能彻底实现。但清政府既不愿意被改造，更不甘心被推翻。可是不“师夷”，清政府又无法生存，灭亡得更快，清政府只好被迫应付，先办洋务，后搞新政，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脚。当然,这种自己损自己的做法是有尺度的。陈兰彬这些晚清官员，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很难把握这个尺度。做过了的丢官，不做的也难保乌纱帽。真是两难啊! 说到底，清政府“师夷”的过程就是逐步走向灭亡的过程，就是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然而，走向共和又遇到两难。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但经济落后、民智未开、观念陈旧等客观因素又使共和宪政流产。后来,甚至连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初年那段历史反复后，也在重新思考中国的新道路了。总之，两难大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大特点，或许也是理解陈兰彬的一个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