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1999年第6期 作者：彭南生 查看：
人口膨胀带来的城市社会问题集中体现在黑社会组织、抢劫、斗殴、拐骗等方面。清朝咸丰年间淮扬一带的黑社会组织成员“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非，声气甚广……此类根柢于仙庙，枝叶于苏、沪，蔓延于京、瓜、清淮，萌孽于金陵、芜、六。”（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4页。 ）清末汉口最繁华的租界地带及铁路车站、轮船码头等处，无业游民集结，许多游民结帮成党，游荡街市，一些会党组织如“洪帮”、“青帮”等大小头目也都混迹于此，汉口逐渐聚合成一股具有相当势力的黑社会组织。如有“武汉的杜月笙”之称的汉口大流氓杨庆山早年就是汉口华景街头的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加入洪门，荡迹秘密社会，步步升为名震长江沿线的“寨主”（注：参看《武汉文史资料》第9辑，第85—86页。）。黑社会组织给城市社会带来恐怖、动荡，是城市社会秩序紊乱的一个重要温床。20世纪30年代，广东南海、顺德的农村妇女“离乡别井而赴广州、港、澳等处为人佣工，或操神女生涯者，几至不可数计。更查此辈妇女由乡来省寻工之后，因供过于求，谋生不易之故，其生活之困苦实有甚于乡间，是故每为一般拐匪所乘，借引荐谋工之名，将各妇女诱拐贩卖于从化北江各地，其年轻貌美者，闻所值动辄三五百元，一般女工入彀其中而被拐卖者，不知凡几。”（注：《国际劳工通讯》第10号，1935 年7月。）生活的艰辛也逼迫着一部分进城妇女充当娼妓，据汉口官方统计，1909年汉口妓女人数即达2857人（注：贺鸿海：《旧汉口的娼妓》，《春秋》1988年第3期。）。“（建德）少妇们、姑娘儿， 眼见得故乡已吃空了草根，也丢了年高的双亲、正在哺乳的孩子，纷纷到兰溪、金华去，在茶楼、酒楼中做了女堂倌，出卖着肉体！”（注：沈岳：《建德的政治和农村》，《中国农村》第3卷第7期，1937年7月。）
三
近代农民离村造成城市社会问题突出的根源究竟何在？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农民离村的原因。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解释，现代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拉”力，具体表现为城市工商业规模的扩大、新兴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及城乡收入预期值差异的吸引；同时，农村社会经济对农业劳动力又产生一种“推”力，如农业机械的采用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排斥。在这种“拉”力和“推”力的作用下，西方工业化国家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但是，近代中国的农民离村与其说来自于城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力，还不如说源于人口压力。从静态角度分析，近代人均拥有土地始终没有超出3亩，如表3：
表3 ：近代中国人口与土地比例情况简表（注：本表根据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均至少需要3.5 亩（注：笔者曾结合近代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需求量进行考证，并结合近代文献的记载，推算出人均需地3.5亩才能维持生存。）土地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 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代，传统农业的产出也不足以养活4亿多人口， 如果考虑自然灾害、耕地抛荒与改种、地权分配严重不均以及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军阀混战等动态因素，那么近代中国的人口压力就更大，尤其是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贫苦农民承受着更大的人口压力，到城市谋生、逃难成为他们离村后的主要去处。
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后发外缘型，即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十分低下。据统计，1887年新式工交、建筑、金融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还小到不可计量的程度， 到1936年时仅占总产值的7.9％，所占比重仍然很低（注：章开沅、 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因此，工业化对农民离村的拉动力不能估计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