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4)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1999年第6期 作者：彭南生 查看：
在这种背景下的农民离村同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如英、美等国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趋势相一致，其动力都起源于工业革命。据统计，英国在1801年时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35％；到工业革命完成后的1851年，农业劳动力下降到22％，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劳动力分别达到48.3％和29.7％，到1901年，农业劳动力再降低为9.1％， 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占到51.2％和39.7％（注：《世界经济》，1987年第5期。）。美国在1820年时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78.8％，1880年下降到51.3％，非农业劳动力上升到48.7％，到1910年时，农业劳动力再次下降到31.4％，非农业劳动力跃升为6％（注：韩俊：《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表。原书据布鲁斯·F.约翰斯顿、彼德·基尔比合著《农业与结构转型》一书附录整理。）。可见，先发工业化国家中的离村农民大都能为非农产业部门所吸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方面，工业革命无情地摧毁和取代了手工业，逐步确立了大机器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方法的革新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农业的机械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大批廉价的农业劳动力能在不影响农业总产出的前提下被释放出来。因此，农民离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积极现象。但是，中国近代的农民离村，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大机器工业和现代工厂制度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产业经济成分，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那些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机器工业竞争下失业的、原先可以从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中得以消化的相对过剩人口，难以在城市工商经济部门充分就业，于是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中的农民离村又是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变更的产物。英国代表着这种变更的第一种模式。随着英国毛织业的发展和“价格革命”的影响，羊毛价格大幅度上涨，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英国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强行圈占了大量土地，把耕地变为牧场，结果大批农民被赶出了土地。“持有地的圈围和合并，特别是在1790 —1810年战时圈地狂期间，已经把包括一些破产的小所有主家庭在内的很多小持有者家庭驱逐进工人阶级。”（注：〔英〕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54页。 ）美国代表着另一种变更模式，随着工业革命的进步，美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1892年内燃拖拉机在美国首先研究成功，1900年后出现汽油拖拉机，几年后就有了适于家庭农场使用的小型汽油拖拉机，到1910年，美国全国仅有1000台拖拉机，1920年达到24.6万台，1930年上升到93万台，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与此同时，大规模农场经营占据农业生产形式的主导地位，1910年，美国共有573.7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经营面积为892亩，到1930年，农场数上升到629.5万个，平均每个农场的经营面积增加到953 亩（注：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编：《国外农业现代化概况》，三联书店1979年版，附表10、16，第53—55页。）。这些大规模农场，耕作方法先进，单位面积农产品的收获量高，其农产品价格比经营小块土地面积的自耕农便宜。于是，那些继续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卖掉已经难以维持生存的那一小块土地，到现代大机器工业部门去谋生路。近代中国的农民离村发生在农村封建经济关系十分强大的背景下，农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是小农经营，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封建地租剥削广泛存在，封建高利贷关系十分盛行，广大无地、少地的小农阶层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在旧式封建经济关系网中，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进城谋生成了他们维持小农经济的必要补充。
总之，在静态和动态的人口压力中，近代中国农民离村既不是城市工业化所产生的“拉”力、也不是农村经济关系变更所产生的“推”力，因此，农民离村与离业处于脱节状态，如果说英、美等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现象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阵痛，那么，近代中国则不得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离村的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