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五四运动期间　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4)

　　在此前后，上海总商会之外的商界人士，也因“佳电”而对上海总商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并采取不同的措施对总商会的改组施加相当的压力。其具体方法是针对总商会所存在的弊端，另行发起组织商人团体，成立“平民商会”。当时即有一部分商人认为，总商会“所办事务，除仰承官场鼻息外，不复与商家利害有何关系”；特别是“今次外交事件（即佳电风波———引者），有种种不满人意之举动。沪地商家，遂生莫大之觉悟，发起组织平民商会……俾免商家利害为少数官僚资格〔本〕家所垄断。此举赞同者已数千人，将来必能成一真正商人团体，代表真正商人利益”②。“平民商会”之发起，显然是“上海大多数商家因不满于原有之商会，亟谋组织一伟大之商人团体”。虽然公布章程之后，该会并未开展多少实际活动，但这一举动足以表明，更多的商人已对总商会失去了以往的信任，使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自成立以来首次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如果总商会仍然固步自封不做变革，其生存与发展势必也将随之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

　　实际上，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成立，以及该会在五四运动期间与总商会非常明显的不同表现，已使总商会在商界中的地位与威望受到严重影响。此后，以街区为单位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又纷纷成立，并联合组织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积极开展一系列活动，又进一步对总商会的威望提出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总商会如果想维持原有在商界乃至全国的形象与影响，就必须自身进行根本性的改组，否则将很有可能会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

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进行第三届会董换届改选。通过这次改选，不仅正副会长易人，而且原有的33名会董中改选者多达31人，出现了上海商会自清末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换班，其意义和影响非同小可。一批具有新思想文化素养、受过各种专业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工商界代表人物进入上海总商会领导层，标志着老一代绅商型会董主持上海总商会时代的结束，也使上海总商会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并逐渐重新赢得上海工商界人士的信任与拥戴。在发文制度上，上海总商会也吸取“佳电”风波的教训，规定凡有关总商会所发电文，必须事先刊印分发各会董商议。

　　上海总商会的这次改选尽管是在“佳电”风波的次年才进行的，但与“佳电”风波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佳电”风波是促使上海总商会改组的导火线。同时，改组的实现也是上海总商会内部一部分改革趋新的会员，在“佳电”风波后坚持努力的结果。正如当时《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所说：“以前的总商会既不满人意，才有今日选举之结果”；“去年曾有剧烈之反对，终未能摇动。而此次改选，竟能将向来把持的势力完全推翻，可见商会会员具有改革的决心”③。改组之后的上海总商会焕然一新，活动内容更加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也更为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佳电”风波对上海总商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积极影响。

　　注释分列：

　　①“佳电”的全文是：“北京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钧鉴：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使宗祥不胜其任。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致青岛德军云：‘尔曹不即退出，当以兵车相见。若青岛为我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清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今欧战既停，章使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人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又不奉命，遽回本国。甫抵都门，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京，复潜往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值兹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遴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清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条约并无牵制，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际此人心浮动，伏乞将办理情形，晓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叩。佳。”录自龚振黄编《青岛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238页。

　　①商业公团联合会的这两份电文均载吴中弼编《上海罢市救亡史》，见《五四爱国运动》下册，247页。

　　②③《申报》1919年5月11、13日。

　　①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232—233页。

　　②参阅拙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232页。

　　③④《申报》1919年5月13、15日。

　　⑤《民国日报》1919年5月15日。

　　①②④《申报》1919年5月14、18日，7月1日。

　　③吴中弼编《上海罢市救亡史》，《五四爱国运动》下册，252页。

　　⑤《大汉报》1919年5月11日。

　　⑥杨尘因：《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下册，213页。

　　①上海市工商联藏档：《方椒伯对佳电的回忆》、《方椒伯、赵晋卿谈总商会的有关资料》，见沈渭滨《上海总商会史稿》未刊稿。本文引自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台湾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209页。

　　②《申报》1919年7月1日。

　　①《申报》1919年5月13日。

　　①《申报》1919年5月21日。

　　②吴中弼编《上海罢市救亡史》，《五四爱国运动》下册，287—288页。

　　③《民国日报》1920年8月9日。

　　〔本文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作者朱英，1956年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430079〕